谁应当为村级债务买单——对村级债务承担主体的透析

村级债务,是指村级组织全部收支的逆差,既不包括乡(镇)形成的债务,也不包括村民小组的债务。本文之所以不讨论乡(镇)及村民小组的债务,是因为它们的化解与村级债务的化解有异曲同工之处。村级债务若能有效化解,那么,乡(镇)及村民小组债务的化解就会迎刃而解。村级债务既包括公开帐面上的显性债务,也包括帐面之外的隐性债务。现实情况是隐性债务往往等于或大于显性债务。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

(一) 学校教育,按智育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种学校;按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的性质划分,大致可分为普通、专业(职业)两种教育。初等学校,除特殊外,一般都是普通教育;中等学校,既有普通中学,也有中等专业(技术、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它的基础部分,虽具有一定的普通教育性质(有针对性的,有所侧重的),但就其总体来说,是专业教育。     

关于村民委员会职能的思考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其主要职能是村民自治。但是,从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其职能经常发生偏离,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倾向。造成村委会职能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议合理划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完善相关制度;转变理念,以解决村委会的职能问题。     

“全椒样本”：党领民治、两级联动、复合自治体系研究

2017年全椒县大季村被民政部确立为安徽省唯一的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全国村民自治试点村,形成了行政村和自然村片区两个层面并存的、以"党领民治、两级联动、复合自治"为主要特征的以促进治理有效实现为主要目标的村民自治体系。在行政村层面村民自治体系由村党总支领导的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社区协商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组成,形成了"领导、决策、执行、监督、协商"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在自然村片区层面村民自治体系由片区党支部领导的片区村民(户代表)会议、片区村民理事会、片区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自治组织组成,分别行使领导权、决策权、协商治理权和监督权。村民自治的"全椒样本"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在于通过对行政村和自然村片区两个层面的村民自治体系进行了增量式改进和突破性创新,在组织构成、制度设计和功能运转上形成了以双层多维互动为机理的"党领民治、两级联动、复合自治"新型村民自治体系,实现了双层多元共治、两级多重善治和双向多方巧治。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城中村更新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及村民政策满意度研究

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权衡城中村更新的经济成本后形成以家庭人口或农房初始 面积为基底的补偿策略.两类补偿分别侧重村民的成员权和住房资产累积量,相对获益群 体及村民政策满意度存在分化,识别其差异及关联性可为缓解补偿纠纷及后续政策优化提 供参考.本文在武汉市开展城中村更新的典型调查,比较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住房资 产及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１)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村民家庭户均还建住房较初始农 房面积减少１２９．８０m２,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建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与更新前变化不大,仅 减少１４．７４m２.(２)按人口补偿城中村更新还建后村民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趋近,相对剥 夺指数从０．４１降至０．１０;按住房面积补偿的城中村村民的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则从０．５１ 提升到更新后的０．５４,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差距略有增强.(３)按人口补偿使城中村原农房 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有较大增加,其政策满意度高;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 建的城中村,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家庭相对受损,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 数增加,其政策满意度低.(４)人口补偿方案考虑到原农房面积较低家庭宅基地的空间发展 权,同时避免对抢建加盖等形成的超额面积过度补偿;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有利于原农房 面积较大的村民家庭,但忽略了原农房面积较少家庭参与城中村更新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权利.关键词 城     

“学院制”改革与高校内部教学科研机构重组

"学院制"是现代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内部管理制度,但如何划分学院,各国做法不同。英国高校按学生住所、教学住所、学科住所和以学科方向为依据划分学院;美国绝大多数高校按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划分学院;日本名牌大学的"学部"(学院)划分更具严密的学科规范性,更多的强调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国学者提出以"学科群"、"大学科门类"、"学科类型和方向"、"一级学科""美国模式"等标准划分"学院"。因此,"学院制"改革与教学科研机构重组必须贯彻系统、全面、发展、效率的原则,结合具体实际,有计划、按步骤地实施。     

旅游产品续论——关于旅游(者)产品类型与属性的思考

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 ,旅游者似乎只是消费者 ,并无产品可言。其实 ,旅游者既是消费者 ,也是生产者 ,其所生产的产品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按具体内容划分 ,有文学、艺术、史哲、科技、猎物、果菜、草木、贝石、水土诸类 ;按大致用途划分 ,有旅游用品和非旅游用品两大类 ;按基本形态划分 ,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大类。就整体而言 ,旅游 (者 )产品具有粗放性、观赏性、纪念性、有用性、观念性、多样性等突出属性。研究旅游 (者 )产品 ,对全面正确认识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产品及旅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村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性质

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一样,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根据宪法精神更明确、更具体地规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目前人们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定为一级行政组织,有的主张定为半行政、半自治组织,还有的把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绝对化。(见1987年5月29日《社会保障报》)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任务、建制、产生和组织,决定着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也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全国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际,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论村民自治与土地相关法律制度的系统化

村民自治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有关规定尚需进一步理顺,本文仅举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加以说明,对立法将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简单地规定代行主体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规定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进一步厘清,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完善村民自治立法和土地制度立法。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乡村治理精英转型问题探讨——以苏村党支部为例

新形势下,作为农村正式权威结构核心的村党支部正面临传统精英向法理型精英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体制精英原有的信任关系破裂,村支书权威受到质疑,甚至被颠覆,乡村治理由此陷入困境。突破村级党组织治理困局的出路在于建立协商型治理秩序,通过规范治理主体行为,完善治理规则和制度,使村级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及村民在互动协商中重构信任关系,恢复治理秩序,实现乡村“善治”。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大致可以从客观表现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包括:村级党组织对本村各类事务的决策权;村级党组织与村社区其他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农村干部群众对村级党组织领导地位和作用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当前村级党组织在村社区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巩固的,村级党组织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村民对村级党组织是信任和拥护的,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仍然享有较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地位和威信客观上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情况不甚理想,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动员力和号召力有所降低,对农村社区的控制能力减弱。     

激励的缺失——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组织行为学分析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党委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主和党员职工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从而导致这两大群体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持冷淡态度。因此,在具体的实践环节中,建议对企业主加强目标激励,对党员职工加强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同时应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湘粤赣边区村级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湘粤赣边区13县村级党建工作的实地调查表明:该地区市、县、乡三级党委对村级党建工作比较重视,三级联动机制已基本形成,党群关系相对缓和;但村民对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信任度偏低,村级党支部建设参差不齐,党员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党员思想作风与改革初期相比呈下滑趋势.应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发展村级经济水平,加强对宗教宗族势力的正确引导,建立一支高素质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立积极健康的村民政治文化理念.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当前社区自治中存在着诸如居委会行政色彩浓厚、社区自治功能缺失、社区新生自治组织发展阻力重重、居民民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不足、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和硬件设施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发挥党政机关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社区自治障碍,明确居委会职能定位,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培育社区中介组织,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加强职业化、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