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公共意志——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

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现代民主政体之父”. 《社会契约论》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亦为世界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经典之一.书中,卢梭从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角度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即“社会契约”的产物.在他看来,这种自由是一种契约的自由,是由社会公意所确定、约束和限制的自由.因为卢梭对公共意志的推崇,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皆曾把《社会契约论》一书当作福音,并在革命胜利之后参照其理论确立本国的政治、法律制度.     

契约论思想的宗教之维

作为近代西方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社会契约论思想在其产生时就表现为对传统基督教思想的颠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者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以社会契约论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追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宗教维度。以个体的自然平等和自由意志为理论基石的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中对个体灵魂独立性的承认和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具有耦合性和一致性,基督教价值观念是一种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积淀,是普通西方人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基础,社会契约论思想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前提来自于基督教思想。     

论我国公共行政权力的异化与补救

一、社会契约论的公共权力观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公共权力是公民个人权力让渡的产物.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基础上的.     

论“国家理由”学说及其当代意义

古典政治哲学将国家学说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近代政治哲学则是将国家学说建立在“国家理由”的基础上，如果说格劳秀斯还严格遵循着自然法传统，那么霍布斯对自然法的情感非常复杂，他认为国家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前提遵循了自然法，但在他论述国家主权和国家功能中却遵循了“国家理由”，这影响了斯宾诺莎。“国家理由”后来逐渐演化为国际关系原则，不仅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峭极作用，为了人类发展需要，反思“国家理由”观念，应该把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人类发展理念。     

异化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梭“社会契约论”的扬弃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双方在价值旨趣上虽然都强调“社会契约”对个性价值——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自然权利”的保护,但在具体路向上却各趋一途。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有利于每个人在公共权力的庇佑下获得更大发展;最好的国家是能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这当然非“人民主权”的民主政体莫属。而依据卢梭的视角,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向“社会状态”意味着人的“社会——理性”异化,所以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解决异化问题;最好的国家是符合社会“公意”并克服“众意”(人们出于私心而杂合的异化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有它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国家。卢棱的学说强调克服“社会——理     

党员干部书屋 人民主权 公共意志——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

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现代民主政体之父”。《社会契约论》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亦为世界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经典之一。书中，卢梭从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角度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霍布斯论社会契约与公平正义

霍布斯的人性论主张,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始终处于"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之中,没有道德和公正可言。这种人性论蕴含着人类平等观念,具有反对神学伦理的历史进步性。他将自然状态和利己理性同公民契约相配合,奠定了维护统治者权力的社会契约论基础,建构了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其社会契约论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又保留了专制主义特征。它一方面赋予统治者以绝对权力,同时主张统治者不得违背契约授权而不公平地对待臣民,主张唯有保障财产权的政府按约行使权力,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统治者必须服从自然法,遵守社会契约,依法实施分配公正,而被统治者则必须履行法律义务。霍布斯的思想遗产具有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契约论公正观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公正哲学,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将伦理思想和公平正义奠基于人类永恒不变的利己本性之上,为专制主义作哲学辩护,则是其理论失足之处。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浅析社会契约论及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社会契约论又被人们称为"民约论",是影响西方社会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自由、民主、平等是其核心价值观。伴随历史的发展与国家制度的完善,契约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政治思想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契约理论日渐完善,霍布斯、洛克、卢梭三位思想家将契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社会契约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西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的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启示。     

和谐社会的限度与塑造

和谐社会理论存在需要克服的概念限度、理论限度和实践限度.从现实和理论层面都可以考证出和谐社会的支点是政治建设.政治建设的成就体现在国家权力性质的进步状态.国家权力公共性实现的程度规定了社会和谐所能达到的高度.塑造和谐社会的路径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自然状态理论的分野: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

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代契约论思想家都作出了自然状态的理论预设.关于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是赤裸裸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卢梭则认为是和谐完美的状态.他们都主张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步入政治社会.霍布斯认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时所缔之约是带剑的契约,洛克认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要旨在于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卢梭则认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后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     

比较法视野下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必须得到控制,否则就走向异化,侵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不管这种权力是在一人或多人之手上.人类还发现,法治优于人治,然而法律本身也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的疑惑,于是,根据社会契约论人民把自己所不应剥夺的基本权利用最高的法规范形式(如宪法)予以确认和表述,并加以保障和实施.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规范的内容基本包括国家权力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在效力上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约束所有的国家权力.     

马克思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罗尔斯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正义理论做出了各自的阐释.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概括表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罗尔斯的以平等为取向的公平的分配正义理论,要求分配的不平等必须是机会公平平等的结果,又要受到差别原则的补偿,使社会较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其理论根源是社会契约论和抽象人性论,注定了只能是对传统自由主义正义的改良.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革命性地提出:社会生产决定社会正义,公平正义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比较分析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对当代中国社会良性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卢梭公意说之争的诠释学解读

卢梭的公意说是贯穿于《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线索,也是他的许多其他重要理论主张的前提.公意是否具有正当性,在卢梭的整个学说体系中极为重要.不过,卢梭本人对公意的阐述十分模糊抽象而又难以界定,致使后世学者对他的公意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并引发了争议,总体上可以分成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两派.根据当代诠释学的观点,两派均具有合理性,不能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     

论先进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的立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先进论和政党先进论作为建立共产党的立论基础,的是为了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以所谓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建党的立论基础,是议会型政党,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二者有质的不同。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的立论基础,既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教条化,又反对以西方政党理论为中心的洋教条主义,要充分研究中国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     

梁启超公民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和思想领军人物,对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有着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西方近代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意识到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障碍.他将公民意识的培养看作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性工程,提出了"新民"概念,呼吁培育适合现代宪政制度的公民文化.我们重新检视梁启超的公民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理由"的缘起和历史意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了人们世界现的改变,世界不再是僵化刺板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如何在这种充满偶然性的世界里雏护政治秩序并且实现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是学者们思考的主要问题.国家理由学说是这种思考的产物.国家理由以国家利益为道德基础,以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合一为前提,赋予君主绝对权力.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国家理由体现为君权的实施不是他个人的恣意妄为,而是深思熟虑的技艺.国家理由学说与主权理论互相补充,彼此互强,使中世纪处于混沌状态的道德、政治权力和法律分离开来,塑造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和谐社会的限度与塑造

和谐社会理论存在需要克服的概念限度、理论限度和实践限度。从现实和理论层面都可以考证出和谐社会的支点是政治建设。政治建设的成就体现在国家权力性质的进步状态。国家权力公共性实现的程度规定了社会和谐所能达到的高度。塑造和谐社会的路径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两种正义之路:“比较”与“建构”——评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思想

研究社会正义理论主要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通过对受制度、社会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而选择一个超越现存不正义社会的新社会,可称作"比较"的路径;另一种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法建构一种规范的绝对的正义理论来改造现存不正义社会,可称为"建构"的路径。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可归为"比较"的路径,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根基的罗尔斯式正义理论基本沿袭"建构"的路径。两种正义之路是不可通约的,但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性思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公共性思想是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公共性理念、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公共性维度、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共性资源、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公共性素材的吸收与批判、借鉴与超越.文章探讨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性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尤其深入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