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是理解和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最重要的途径。本文以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为例,采用PRA法进行实地调研,定量分析了该流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因子的敏感性特征。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指数低,各类资本差异明显,且资本的转化能力弱。物质资本得分最高,其次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最低。(2)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总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非农型资本总指数次之,但生计风险相对较高;农为主型资本总指数低于前二者,但生计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总指数最低,生计策略组合单一,生计风险相对最高。(3)生计资本及其组合差异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原因,改善生计资本的配置能够推动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不同生计策略对资本因子的敏感性亦有所差异,提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对于尼泊尔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和发展非农生计活动,合理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减小生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视角下的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以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格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运用体制转化理论及其研究框架,选取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案例地,从村域尺度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变化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地乡村转型的背景和环境因素,重点探讨农户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及其稳健性,从微观角度审视西北乡村转型的基本特征,主要结论包括：① 当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已由传统农业体制转变为新型农业体制,其中某些家庭体制正在向非农体制转换。② 家庭特征是农户体制发生转换的客观条件;耕地质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是农户体制转换的内在动因;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及社会网络是农户体制转换方向的决定因素。③ 农户家庭体制转换呈现出发散和聚合并存现象,且不同家庭的稳健性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种植业结构和收入对农户家庭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的稳健型依次表现为其：苹果非农均衡型>非农收入主导型>粮食非农均衡型>苹果收入主导型>传统收入主导型。最后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转型的微观研究进行探讨,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启示。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甘肃会宁县为例

探索贫困地区退耕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实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会宁县退耕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生计资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退耕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研究区退耕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指数最低，且各生计资本值存在差异；（2）金融资本中的现金收入可以显著增加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自然资本中的平地面积、物质资本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和金融资本中的资金获得渠道会显著降低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3）对于不同退耕程度的农户，现金收入依旧可以显著增加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抑制两类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指标则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改善退耕农户的金融资本的多项措施，进而提高农户的非农生计意愿，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产业发展背景下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2)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3)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4)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     

石羊河流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多样性分析

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深入落实,流域内农户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基于对农户生计活动现状的统计描述,依据可持续生计资本框架理论,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上、中、下游各区域农户生计资产存量的评价模型,就全流域三大区域共992份样本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和生计资产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并作分区域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全流域农户生计均呈多样化趋势,山区、平原区和沙漠绿洲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别是:2.00,2.74和2.61,说明流域内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普遍偏低但各区域差异明显。(2)因子分析表明,受政策影响农户所拥有的各生计资产存量发生了转化,相比其他区域,绿洲区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存量最多,主要反映在自然、物质和社会资产上,平原区次之,山区以较大差距排在末位。(3)政策扰动下各生计资产存量的差异对不同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比较三大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活动和家庭生计资产存量,探讨了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从农户生计的视角客观系统地总结和评价了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识别政策落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今后流域治理工作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建议政府围绕农户生计资产的薄弱环节进行投入,以提高农民的生计资产存量;农户要优化生计组合,利用优势生计资产实现多样化的生计转型。     

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助于客观评价生态补偿效果。该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选择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定量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现状,并探讨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榆林市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较高,但不同能源开发类型区存在一定差异性,煤炭资源开发区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均高于油气资源开发区相应资本水平;资金补偿、物质补偿、政策补偿这3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均为正向,t检验结果显示在5%水平上显著;生态补偿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生计策略正向影响作用显著,农户也容易接受生态补偿组合方式。针对不同类型能源开发区,应选择适当的组合补偿方式,通过多样化手段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建立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计策略是居民为了追求和改善生计目标,基于生计资本进行的活动。生计策略与生态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人地系统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了自然资源贫乏、交通极其不便、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生计资本值差异较大,其中社会资本最低(0.1344),金融资本最高(0.4528);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的生计策略可划分为纯牧型、牧兼型、兼牧型和非牧型;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的生计策略出现了明显转型,纯牧型和兼牧型户数明显下降,兼牧型和非牧型户数明显增加;不同时期影响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生计资本不同,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始终是影响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生计策略转型的重要因素;巴丹吉林沙漠牧户生计策略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显著,植被覆盖度明显上升,但牧户生计策略转型后,牧家游迅速崛起,游客自驾车对沙漠植被破坏严重且沙漠垃圾明显增多。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的核心问题,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及其需求,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1963-2012年气候变化和493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不同福利水平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需求。结果表明:(1)流域上游气候呈显著的暖湿化趋势,中游和下游气候暖湿化趋势不显著。(2)气候变化对中游和下游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均大于上游农户,其中,对中等福利群体的生计资本影响最显著,对高福利群体的影响次之,对低福利群体的影响最小。农户自然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弱。(3)流域内农户均倾向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来适应气候变化,其中,选择减少消费的农户比重最高,选择外出务工和向亲属或政府求助的比重次之。高福利群体中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策略的比重较高,中等福利群体中选择求助亲属或政府策略的比重较高。(4)流域内农户对信息和资金的需求均较显著,其中,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次之。高福利群体和低福利群体在就业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中等福利群体在农牧业市场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