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源污染背后的农户行为——基于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的面板分析

基于2006—2010年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户化肥和农药支出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化肥、农药的支出和其经营收入正相关,和经营土地面积、常住人口数、受教育程度负相关;随着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家庭常住人口的不断减少,化肥和农药支出强度将继续提高,农业面源污染会进一步恶化;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提升农户教育层次有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及效率

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更影响着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石羊河下游48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独立样本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性和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越向石羊河尾闾,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越小,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大;(2)坝区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湖区农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最高,坝区与湖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泉山区;(3)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兼户的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的土地投入与产出、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依次降低;(4)家庭规模、户主年龄、非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总投入、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最后,提出改善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江汉平原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的关系研究（英文）

农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冲突,在全国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对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为了热点。本文利用368份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DEA-OLS"两阶段分析方法,对水稻种植的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并考察了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江汉平原内农户水稻种植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为0.77公顷,规模效率平均为0.88,规模效率是限制水稻种植综合技术效率增加的主要因素,有88.32%的农户都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2)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倒"U"型关系,在考虑户主特征、土地质量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农户水稻种植规模达到5公顷时,规模效率最大。(3)户主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比户主纯务农的家庭规模效率低。耕地质量因素中,地块的灌溉条件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特征因素中,使用机械播种的家庭比手工播种家庭的规模效率高3.07%。因此,我们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实行阶梯式的规模经营补贴,增加在灌溉条件改善和机械设施普及上的投入,以鼓励农户扩大种植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和种植收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980年以来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结构特征

基于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基础数据,在对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内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及其构成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国家尺度上的劳动集约度由1980年的398.5日/hm2快速降低到2006年的130.25日/hm2,下降幅度达67.37%,下降的阶段性明显.资本集约度总量不断上升,其中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增产性资本投入比重逐渐减小,在四大资本投入类型中所占比重由90.36%(1980年)下降到73.44%(2006年),相反,作为省工性投入的机械,所占比重由9.64%(1980年)迅速增加到26.56%(2006年),资本投入的内部结构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重要因素.区域尺度上,经济发达地区劳动投人相对较少,资本投入,尤其是省工性资本投入比重较大,农户在耕地利用中更加注重追求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劳动集约度较高,资本集约度较低,资本投入中仍以增产性投入为主,体现了当地农民在耕地利用中追求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中国省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实证分析

中国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观念主要来自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缺乏针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数据,在省域尺度上检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结果显示,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既不是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空间维度上,规模越大的地区,其专业化水平并非越高,各年份两变量的秩相关系数均很小;时间维度上,随着规模的上升（或下降）,其专业化水平不一定随之上升（或下降）,29个省域样本中仅有12个省区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仅对部分地区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影响且与区域优势作物类型有关。结果表明,仅依靠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有效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要提高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必须寻找其他有效途径。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对完善农地整理绩效评价和农地整理政策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3个县(市、区)的188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户流动资本投入意愿和固定资本投入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越高,其流动资本投入意愿越弱,固定资本投入意愿越强;(2)农地整理的效果在不同土地规模、不同年龄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中有所差异,土地规模大、非老龄、纯农户以及第一类兼业农户的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更强。     

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确定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地形起伏、地块破碎、分布半径较远等约束下,山区多大的经营规模是合适的?这是目前必须弄清的科学问题之一。使用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以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为测算单位,以劳均纯收入为评价指标,分作物类型和地块分布半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不同条件下合适的耕地经营,结果表明：① 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样本村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24~32亩,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远高于当前农村人均纯收入,且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② 作物类型对适度规模影响不大,但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较大作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4.33亩、24.63亩,差异不显著,但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相差3638元,巨大的差距将促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③ 距离对适度规模影响较大,但对劳均纯收入影响不大。0.5 km内、0.5~1 km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8.62亩、31.83亩,单位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相差3亩,这表明距离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劳动力投入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应的劳均纯收入相差较小,又说明伴随耕作距离的增加,更多的投入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从而带动适度规模的扩大。1 km外的建模未通过检验,也进一步说明未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进行机械化耕作、离家远的土地收支严重不平衡,撂荒严重,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是解决距离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得出的土地适度规模是可行的,也验证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为例

从农户生产行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出发,在"压力-状态-效应-响应"逻辑模型框架下构建农户尺度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农户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为69.66,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在区域之间差异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之间存在空间正向相关关系;在区域内部差异方面,区位条件越优越的农户,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反而越低。(2)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的差异状况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随着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户兼业程度的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数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

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全国农业统计数据等,对近年来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变化特征及其对我国农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速度和幅度明显要快于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速度。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部分省份,其复种指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物质和服务投...     

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

利用1996 年、2000 年和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数据,基于GIS 技术和模型方法,分析了县域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变化态势及其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县域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变化均呈先增后减态势。1996-2000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增长2.70%和1.40%;2000-2005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减少1.51%和8.18%。②“胡焕庸线”是刻画中国耕地和劳动力变化格局的重要分界线。沿此线带状区域内因退耕还林造成耕地快速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西北部区域耕地快速增加,农业劳动力也在增长;其东南部区域耕地明显减少,而农业劳动力减少速度更快,二者呈现协调态势。③ 耕地非农化进程中县域劳动力转移效率呈下降趋势。1996-2000 年和2000-2005 年,全国分别有447 个和505 个县域的耕地减少和劳动力转移呈良性变化,90%的县域劳耕弹性系数(LFEC) 的中位数分别为4.58 和2.97。④ 基于SOM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可将1996-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劳动力变化的耦合特征划分为9大类型区。多情景模拟分析表明,2005-2015年的LFEC趋势值为2.55。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业市场化对农户种植效益的影响——基于沪苏皖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沪苏皖3省16个村的分层抽样农户调查发现,农业市场化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农户种植经济收益的高低,不同农产品基本遵循高投入、高产出的规律,地区差异明显。根据定量分析和CD扩展模型检验表明,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影响农户土地种植效益。为提高土地产出,农户更重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增产性投入,劳工和机械投入随家庭非农活动情况而变化。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对农户种植效益的提高呈较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市场价格是关键要素,销售率和销售成本对商品型农产品影响更显著。另外农户素质及收入结构对种植效益也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与种植效益成正相关关系。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