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司法ADR之正义价值及其运行模式选择

虽然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中由来已久,但概念化的ADR方式则源于现代美国人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ADR,美国人促进了以公正与效率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正义价值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实现.ADR在民商事纠纷解决中显示出来的独到优势也使其能够在众多法治发达的国家倡行.构建我国司法ADR机制,必须立足于ADR与诉讼的价值互补关系,突破传统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调解模式,建立起组织健全、权限明确、程序规范并与诉讼机制相协调的独立的司法ADR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老娘舅”的新明天--电视调解节目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电视调解节目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矛盾调解,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有特殊地位,是对传统调解的异化。随着《民事诉讼法解释》在调解范围、恶意调解、调解公开和调解协议书司法确认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和突破,电视调解节目作为新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研究

在司法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具有非讼性、合意性、简便快捷性、严谨性等特点。它有增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效力,为强制执行提供依据;促进民事调解制度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衔接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促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健全等功能。充分了解司法确认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对于更好地发挥该程序的功能、体现其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难以适应新型农村纠纷的需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乡村社会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既要注重完善已有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尝试创建一些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ADR在中国的实践

ADR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等功能,引进ADR的先进经验对重塑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不公正、违法等ADR消极面的存在.     

论ADR与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耦合

ADR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性、易执行的特点,与诉讼方式并行不悖.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ADR机制有助于实现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经济法纠纷的复合性、新型性、技术性等特征契合,弥补了司法诉讼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不足,对于完善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仍需解决ADR机制在经济法纠纷解决中的有效性和规范化问题,实现与国家司法权的协调互动.     

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性构建——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能日益壮大起来，市场经济中的纠纷越来越多，并会必然引起人们对相关程序法的重视。在我国仅有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情形下，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构建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一书中，作者秉着继承、突破和创新的原则，在我国现有的程序法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进行了科学构建。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

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环境纠纷复杂多样,这要求重视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生态化”问题,即应该将生态规律和生态利益的复杂性充分纳入纠纷解决的考量之中。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地要求体现“法的治理”、“利益主体商谈”、“相关主体参与”等法治精神。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环境纠纷司法解决困难重重、环境纠纷行政性措施“失灵”、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自身不成熟等是当前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着重引导公众生态法治观念革新、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加强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构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损害的监测与鉴定或评价系统、完善多种类型非诉讼解决方式等。     

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识别与处理机制探析

民事争议交织着行政争议的案件大量存在,界分诉讼性质,择选法律适用,进而付诸不同的诉讼救济途径.该问题之与当事人而言是十分棘手的;即便对审判机关法院来说,识别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也是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诉讼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个案件无数个判决,既浪费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以和谐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的利用比例严重失衡。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改革诉讼程序，树立司法权威，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制度设计，实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合与良性对接。     

民间规范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逻辑分析

民间法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要工具,而且也得以各种形式纳入司法过程而助益于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法多面性决定着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可能空间.共识撑持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与民间规范的发现、规范性与事实性间的互渡和事实性思维构成了民间规范司法适用逻辑的三个普遍性问题.司法实践中各种实质性因素的考量必须坚持按照法理出牌,否则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就可能成为法治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一个活化因素.     

论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缝隙及跨越——以利益法学观为视角

民事纠纷的发生表明了当事人对利益状态的不满或者是对实体法效力的挑战和质疑,这足以构成司法救济介入的逻辑前提。无纠纷便无诉权,无诉权便无审判权,诉权与审判权存在着互动式的紧张关系,两者需要进行有效地对接才能完成诉讼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概念法学认为,法官仅需采用"三段论式"的推理便可以对是否救济以及如何进行救济作出理性的判断。而利益法学认为,由于立法者对利益的安排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当事人的诉求力与法院审判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因此有必要对审判权重新界定,以跨越该缝隙。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的正当性

现代社会,国际商事仲裁已成为除司法诉讼之外最具效用和制度化的一种纠纷解决方法。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体系的建构,应当植根于市民社会的沃土,定位于融合了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特质的社会型救济类型,循实现程序正义之途,于具体解纷过程中的合意因素与决定因素间寻求纠纷的有效解决。     

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审判是在不同于西方法官体制的背景下,由全权掌管地方事务的州县官进行的以尽快平息讼争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法文化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基层,民事司法仍然保存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实用型特征.这种司法模式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和道德操守为限,在基层社会有效地维持着地方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围绕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基层民事司法可视为近代中国一以贯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