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以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看,村民自治运作环境、村民自治运作过程、村民自治主体行为3个维度对村民自治运作带来了影响.当下农村政治文化一方面客观上为村民自治运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容的政治环境,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趋势,规范和制约着村组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礼俗文化影响着运作环境的法理化,依附性政治心理影响着村民自治主体行为的自主化,家族文化影响着村民自治运作的公正化.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基于合作与重复博弈视角下的中国村民自治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理论认为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本文将中国村民自治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村民自治的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证明了中国村民自治这种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是可能实现的,利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的合理性并就中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诉求

如何深化和细化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民自治的"民主困境",实现我国基层民主从"理念"层面向"现实"层面的回归和落实,这是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试从社会民主--协商民主的视角来分析解决基层民主困境,通过在村民自治中引入协商机制来实现农村社区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和谐.     

利益分化、宗族式微下的农村和谐公民政治发展

工业文明诸要素对中国农村日益的渗透引起了村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转变,在村民自治的小政治共同体内,村民的利益开始多元化,传统宗族力量影响开始下降,经济力量影响逐渐凸现。调查显示,村干部政治能力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提升是我国村民自治和现代公民政治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村治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和谐互动机制绩效的优劣与否是农村综合治理和发展成败的关键。     

目前影响村民自治质量的几个因素探析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宪法正式确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１７个年头。村民自治制度通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已在中国农村扎下了根，并且取得了瞩目成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的质量尚不高，无论是其自治功能的发挥，还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施，都还处于一种低质状态。本文认为，目前影响或妨碍村民自治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因素这是影响村民自治质量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要实现村民自治的高质量运作，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契约环境、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形式

本文把农合组织的行为抽象为农户和企业的二元博弈,分析了在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农合组织的产生、多样性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户和企业的策略选择;农合组织的存在性和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尤其是在契约环境较差时;契约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发起人和参与人的分成比例,即影响农合组织治理结构的演化。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少数民族传统自治制度的整合研究——基于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

面对社会转型对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作用的凸显及挑战，少数民族农村治理应充分结合区域的特殊性与乡村发展的传统轨迹，创造性地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与机制。本文立足于转型期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有效治理这一视角，通过考察传统自治制度的内容及其变迁历程，并运用民族政治文化和制度功能分析方法，揭示了转型期对传统自治制度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只有以可持续性的战略对待之,农村才能成为农村居民安居乐业之地。文章从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之关键在于必须有良好的内在发展机制,而这个机制就是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开拓。文章首先指出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然后分析了目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缺失,提出从四个方面重构社会资本,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考察

从制度安排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法、产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土地制度、民间法规等相关制度安排考察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论：需要增强法律的性别敏感性;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开展夫妻共有产权登记;协调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不一致;建立和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权力监督。从而消除制度上的漏洞和潜在的制度供给不平等,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