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     

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分析

基于平等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资本结构和法制社会,是诞生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前提;独立人格和契约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治理的核心。正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委托—代理的伦理关系,整个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运作才变得严密而有序。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在构筑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展现并得以妥善处理的过程,是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散过程中一系列伦理关系的产生和解决过程。     

社会资本结构演变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演化

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的创业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演化的不同阶段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企业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家族企业的动态发展一样存在着结构演变的性质与趋向。家族企业欲实现健康发展,成为有前途的大企业,就必须把握成长企业的社会资本结构演变规律,通过企业内外的社会资本结构的动态治理,避免企业演化中的退化陷阱,实现企业成长的战略目标,铸就常青的基业。     

企业治理结构选择的技术阈值

技术创新与需求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必然加速推进社会个别分工与组织内部一般分工的深化,这一联动作用可以直接提升经济体中的所有行动者(企业和个人)的战略之间的互补性强度,并以此不断推动着不同层次的组织和个人的权利结构朝着均等化方向演化,即所谓的企业增长所遵循的合作演化规律.但旨在强化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制度虽然从长远来看明显有利于所有成员,却常常遭到企业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为解释这一悖论,在所设定的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中比较分析了合作治理结构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单边治理结构对企业增长的影响,证明了企业的合作演化规律的同时,找到了企业背离这一成长规律的临界技术条件.     

原生型农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属性的演变特征

本文以农业企业从创业到成长不同发展阶段为研究脉络,分析了原生型农业企业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与工业企业相比,资源和风险双约束下的原生型农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更多依赖于所植根的丰富的社会资本.随着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承继于家族的组织社会资本从高水平家族信任、密集网络交互结构、感情逻辑,逐步向低水平制度信任、松散型网络结构以及科层逻辑演化.对温氏集团的案例分析表明,足够的社会资本的支撑,是被称为温氏模式的“公司+农户”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施的重要前提.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成因: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

对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如果离开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背景以及农户特性去分析,就难以清晰地认识到产生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解析.分析结果表明:“小农经济”和“圈层结构”是培植非正规金融延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小农经济的路径依赖特征内生出农村非正规金融.但当农村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后,最初的圈层结构势必会受到冲击,可能导致信任危机,在此情形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则会寻求进一步演化,其内部治理结构逐步正规化,契约形式也不断市场化,从而发展成为正规金融机构,最终形成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象.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契约关系及其所有权安排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这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契约关系与传统企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高新技术企业正是基于两种资本的新型关系和内在互动规律 ,否定和摒弃了传统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建立起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持续发展的企业制度保证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契约关系及其所有权安排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这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契约关系与传统企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高新技术企业正是基于两种资本的新型关系和内在互动规律,否定和摒弃了传统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建立起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持续发展的企业制度保证.     

心理契约破裂会影响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吗?

农户持续参与意愿不高一直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制约，以往研究未能重视从农户感知视角解答其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不高的问题。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农户心理契约破裂通过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和集体主义作为边界条件来影响其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的理论模型。基于贵州省243份有效调研样本的分析发现：心理契约破裂显著负向影响了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组织认同在心理契约破裂和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显著调节心理契约破裂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组织认同调节了心理契约破裂和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之间的间接关系。     

转轨过程中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建立

本文首先指出企业是一个契约的结合体 ,这种契约是不完备的。因此 ,所有权是重要的 ,在公司治理中明晰的所有权是前提。随后 ,分析了美国公司规模大、股权分散 ,其公司治理结构主要靠外部治理来完成 ;相应地 ,德国由于公司资本主要来源于金融公司和创业家族等 ,股权集中度高 ,其公司治理主要由内部治理来完成。最后 ,作者提出了转轨时期我国公司治理走分类治理、共同治理、内外治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的道路。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我国农村信用社集体行动困境的治理方案与配套机制

集体行动困境阻碍了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农村信用社集体行动困境的治理方案有小集团方案、奖励性的诱导方案、惩罚性的限制方案、社会资本强制方案等多种,而这些方案本身又存在治理的困境。相比而言,以小集团方案为主、社会资本激励方案为辅来治理我国农村信用社集体行动困境更为可行,但这又会导致农村信用社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控制农村信用社社员规模的同时,还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如完善入社资格规定、改造农村信用社联合机构、建立融资机制等。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公司与农户契约的互惠与信任研究

由于新古典契约受制于第三方规制,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而关系型契约的治理需要信任、互惠等治理手段。假设公司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并通过农户行为结果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在构建选择集比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与农户互惠信任契约基本模型,分析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选择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时,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益中农户分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方式);如果能够预期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努力水平。因此,通过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互惠行为,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能够提高交易稳定性。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论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的重塑与优化简

在现代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和乡村治理中,存在着物种丰富的政治生态种群和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乡镇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驻地企业等种群,其中乡镇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态种群和权力主体。乡镇基层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生态个体和（亚）种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共同构成了乡镇基层政权种内和种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种群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和种群出现了数量失衡,局部结构失调和部分功能紊乱现象,从而不利于和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构建。因此,乡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探讨如何对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数量合理控制、结构和功能予以协调与优化,从而形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多维特征与法律规制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风险性、业务范围的周期性、地域性、专门性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存在法律制度缺位、法律地位模糊不清、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亟待构建现代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吗？--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证据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加直接激变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通过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都存在正向影响,但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化将会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