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流转中的粮食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定位在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防范土地用途变更、耕地逐年减少、惠农政策实施不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发生.因此,在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建立以农地用途管制、耕地特殊保护制度为核心的粮食安全风险防范机制是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制度前提.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河南省城乡统筹建设用地市场建立问题研究

河南省城乡统筹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集体土地入市范围有限、集体土地入市依据不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改革的关系尚未厘清、河南"地票"和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的探索与其他制度的衔接不足。上述问题存在的体制机制原因为: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产权体系良好运行机制尚待发掘,土地用途管制下不同政策探索中的内生矛盾一直存在,地方政府对建设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政策内、政策间的协同性耦合性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政府应该摸清集体土地入市土地情况并探索确立入市主体及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集体经营性入市的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完善征地制度为集体土地入市奠定基础。政府作为政策推动者和利益主体的角色不能忽视。     

国际视角下我国农地流转风险防范研究

农地流转有助于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民、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展开博弈,导致农地流转中存在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者风险高、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风险。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表明,保障农地出租方权益,利用财政金融降低规模经营者的风险,管制土地用途严格保护耕地是预防和化解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手段。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妥善安置失地农民;采取财税金融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健全农地流转监督机制,防止农地非农化等措施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基于演化博弈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城市化地区和农业地区建设用地利用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经验数据仿真模拟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考核比重差异化须足够大才能减少不同资源禀赋地区间的非合作用地行为;“大棒”政策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于“大棒”政策基础上的“胡萝卜”政策则效果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利用双边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经济增长的竞次竞争行为和征地补偿价格非市场化不利于地方政府间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合作.因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需着眼于:短期内将用地指标配置与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惩罚机制上的土地集约利用激励机制并实现结余土地指标充分市场化流转.推动征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和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针对不同地区实施足够大的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长期看,当以土地用途的分区管制代替指标管控并辅之以转移支付、户籍改革、税收补贴等举措,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同时促进耕地保护和区域的差异城镇化发展.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

村干部在征地补偿中有三个行动目标和三重角色:一是作为政府代理人尽量平稳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征地任务;二是作为村民当家人与政府谈判,争取尽可能高的补偿标准;三是作为理性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国现行征地制度赋予了村干部一定的政策空间,使其能够借助在村庄中的权力、权威和网络及与镇政府的熟络关系等实施越轨行为,包括参与"倒地"、挤占、挪用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向上级输送利益、默许农民的抢种抢建行为、套取青苗补助、提供内部消息等。村干部越轨行为的泛滥折射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上存在问题。征地是政府行为,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且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因此建立现代监管体系十分必要。     

“以租代征”圈占农用地之殇

以租代征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近年来凸现的一种违法征地新形式。所谓以租代征,即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其实质是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在规划计划之外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同时逃避了缴纳有关税费、履行耕地占补平衡法定义务。其结果必然会严重冲击用途管制等土地管理的基本制度,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论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被征地农民通过参与征地程序、表达利益诉求、意图影响政府征地决策的行为。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有利于政府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建设。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组织性障碍和参与能力障碍等现实问题。扩大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要完善政府征地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留地安置模式浅析

留地安置模式作为保障征地过程中农民长远利益的一项开创性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经过深入分析可知,留地安置模式是我国土地产权不明晰、法律规定滞后与征地补偿标准亟待提高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留地安置模式体现了土地增殖利益分配中对失地农民应有的合理关注,但是该补偿模式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产生留地权属性质确定困难等一系列难题,进而极易引发政策风险和司法风险.本文认为,在现有的地权结构之下,应该通过修改法律法规赋予其合法性并对具体操作规则加以明确.     

农村矿业用地用途管制探析

土地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农村耕地转变用途后能获取超额增值收益,市场的局限性在于发挥土地经济属性的同时抑制社会属性。市场失灵为政府管制定位,政府通过严格的用途管制弥补市场不足。土地发展权是由人与土地关系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权利行使的社会化要求土地发展权主体承担社会性义务。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年度计划配置土地发展权,政府通过矿业市场准入制度审查矿业用地的合法性。强制性用途管制依赖法制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范围探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资源配置与利益共享格局的构建,是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突破点。作为未来可设计为部分取代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一种新型用益物权,采用概括法与列举排除法,构建起以用途规划及管制为核心、以经营性为衡量指标,与农村宅基地、公共公益用地相行并列的流转范围体系极其重要。现实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事实混同严重,应以落实宅基地与公益用地确地、确权为保障,在遵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实现有效入市与降低风险的双重目标。     

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的承受力、预警及对策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差距日见悬殊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居民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和期望失落感的增强,应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为了观察贫富差距的社会风险状况,以期在风险出现之前就预先发出警报,应设置“贫富差距的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该警报系统可包括四个指数体系：受损害指数体系,官员形象指数体系,收入差距指数体系,行为失范指数体系。化解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的对策有如下五种：利益调节法、利益再分法、利益倾斜法、利益让度法、利益配给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改革的方向及途径

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城市化发展存在着城市发展道路选择失误、城市规划贪多求大与土地规划不配套、土地征用补偿价格过低损害农民利益、小产权房与城中村问题十分突出、耕地减少过快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等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严格界定土地征用范围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对政府管理土地与建设的部门进行调整、制订配套措施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改变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财政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证城市化、土地利用、农民利益三者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健康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漳州484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多维视角分析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及其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规范的健康量表法(SRHMS)对福建漳州484个农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失地农民群体的健康状况呈现显著分化态势,受多种因素影响,一部分弱势农民面临着生理、心理到社会适应等不同层面健康风险冲击。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短缺及由此导致的就业等发展能力不足是失地农民健康风险形成的内在根源,而医疗保障水平对健康风险程度具有直接而又显著的影响;此外,当前少数地区在征地用途、征地补偿等方面的政策偏差也不利于失地农民健康风险的化解。     

征地拆迁冲突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的风险政治学考察

既有研究从“道德逻辑“和“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污名化”倾向严重的征地拆迁冲突生发演化规律的揭示有限,也无法给征地拆迁冲突治理实践以有效指导。如若转换视角,从“风险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征地拆迁展开考察,会发现征地拆迁中风险权势结构存在“势不可挡”、“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和“因势利导”四种结构类型,与此相对应,会出现“冲突息止”、“冲突生发”、“冲突激化”和“冲突化解”四种演化态势。基于此,冲突治理机制由“强势治理”向“协商治理”的转变,是有效遏制征地拆迁冲突的关键。这一治理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征地拆迁中民众正常诉求的“有罪化”认定转向“非罪化”认定,也意味着征地拆迁冲突由“污名化”转向“美名化”。     

我国风险投资的特点及对“十五”计划的政策建议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风险投资存在政府行为浓厚、法制不健全、投资规模小、投资行为不规范、缺少退出机制等问题。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组建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开辟二板股票市场,规范政府行为,制定鼓励风险投资政策等。在此基础上,加强风险投资的监管,为风险投资的发展铺平道路。     

中资企业莫桑比克电力投资风险分析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风险也较为突出。以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电力行业投资为例,莫桑比克电力行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其拥有特殊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中资企业在莫桑比克面临的风险较多,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征地和环评风险等。因此,中资公司可通过构建全面的投资保险体系、寻求政府支持、加强风险预测分析等措施来分散和化解投资风险。     

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利益驱动及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高层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委派的模式,决定了企业管理层和政府均存在推进管理层收购的利益驱动力。管理层收购在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增加公司治理难度、定价缺乏公允、融资渠道受到管制等问题。因此,完善管理层收购监管体系、建立竞价机制、调整融资政策,以及增强中介机构的诚信和独立性,以规范管理层收购行为,是当前政策与制度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征地冲突风险作用路径研究

借鉴风险理论,分析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结合实践及以往研究成果提出假设,构建征地冲突风险作用路径模型,对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之间、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与征地冲突后果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征地程序、征地补偿分配、征地矛盾调解三大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283、0.447、0.073。征地监督冲突风险因素、征地矛盾调解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340、0.324。提出从征地补偿分配模式、征地监督机制、征地矛盾调解机制、征地补偿程序规范等方面制定征地冲突风险控制策略。     

公共政策漏洞初探——以“中国式假离婚”现象为例

目前我国征地补偿、房屋限购等一些政策存在着漏洞。导致政策漏洞的原因主要有政策问题实质不清晰,政策议程设置不科学,政策方案规划不合理,政策决策不民主等。政策漏洞将浪费国家资源,破坏政府形象,催生不良风气,损害人民利益。完善政策制定,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信息反馈,是杜绝政策漏洞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