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基于GIS 的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以1km×1km 栅格为基本单元,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 构建了基 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 运用GIS 技术, 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 中国 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 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 关, 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² 值高达0.87, 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 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 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⁴ km² , 接近国土面积的45%, 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 其中3/4 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 人居 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⁴ km² , 占国土面积的 23.45%, 相应人口4112 万, 占全国的3.24%,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 人, 是中国人居环境 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⁴ km², 人口249 万, 不到全国的 0.2%,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 人, 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     

怒江峡谷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及容量分析

高山峡谷地区山高坡陡,其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人居环境有其特殊性。怒江峡谷区人居环境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海拔、坡度、坡向、交通、水资源、土地利用等。将指标分级量化后,采用GIS的空间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空间分析技术,对研究区人居环境适宜性进行了定量、定位综合评价分析。研究表明,怒江峡谷人居环境适宜区域主要以带状形式分布在河流两侧,其他区域只有零星分布;怒江峡谷人居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各县人居环境评价均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达到0.96,各乡人居环境评价均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达到0.76。同时分析了怒江峡谷三县各乡镇的人居环境容量,表明其环境难以承载现有人口。     

基于GIS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建立1 km×1 km栅格单元的人居环境基础数据库,构建了基于人居环境指数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采用GIS技术,定量评价了该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揭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关-天地区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人居环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地区.评价结果显示,关-天地区人居环境-般适宜区和比较适宜区面积最大,接近全区总面积的95.09%,相应人口最多,占全区总人口的96.19%.     

云南省凤庆县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把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结合起来视为一个系统,从资源环境、社会人口经济的视角,以凤庆县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和社会人口经济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在对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建立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得出结论:凤庆县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处于高水平状态,但单因素中人口数量、土地资源、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却较低,针对评价揭示出来的问题,提出了集约利用土地、挖掘当地人口资源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农用水的利用率。     

基于均方差决策法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以陆良县为例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为基础,依据目标层、制约层、指标层的框架体系,选取13项指标构建陆良县资源环境承载力评级指标体系,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值进行无量纲处理,通过均方差决策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结合GIS技术,以各乡(镇)为评价单元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值。并按高、较高、中等、较低四个等级对其进行划分,综合来看,陆良县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研究结果可为该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同时该方法也能应用于指导其他县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进一步丰富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方法。     

基于栅格数据的陕西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测评

人居环境中的自然基础和生态背景,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影响人类发展水平与社会进步.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格局,对于界定主体功能区、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与流动,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GIS技术,采用综合指数法,基于陕西省96个气象站点1966-2005年气象数据、1990-2007年逐月NDVI和Landsat TM影像、1:25万DEM、2000年陕西省人口详查数据、2006人口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以100 m×100 m栅格单元构建并直观展现了陕西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各区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因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人居环境指数介于18.55～88.97之间:从西北向东南、从山地、高原向平原、河谷人居自然适宜程度递增.一般适宜区面积最广,占陕西省总面积的63.28%;比较适宜地区居次,占26.11%;临界适宜区占10.26%:高度适宜区面积最小,仅占0.35%.陕西省总人口的68.92%分布在占全省面积26.46%的高度适宜区和比较适宜区.地表水资源和地形起伏度是引起省内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分异的主要因子.实证分析表明该测评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西省人居的自然生态背景.     

区域综合承载力导向的云南省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研究

采用区域人居环境指数、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物质积累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等5项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构建区域综合承载力模型,并对云南省分县区域综合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云南省三大经济发展重点区域,一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为"滇中城市群";二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地处云南省西部;三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地处云南省南部靠近边境地区。文中提出云南省三大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     

新疆相对资源承载力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实证分析

在分析了区域人地关系系统基础上构建区域PRED系统,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进行了4方面改进：（1）基于人地关系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区域PRED系统模型,将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各子系统相对资源承载力进行整合。（2）在自然资源子系统中加入了林业用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两个重要指标,在环境资源子系统中加入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并在社会资源了系统中加入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一指标。（3）提出了加权平方平均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2000-2014 年相对资源承载力进行。（4）结合脱钩理论对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改进后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得出评价结果更符合资源匹配度较差地区的实际情况;新疆各要素相对资源承载力平均水平由大到小的顺序是：平均自然资源承载力、平均综合承载力、平均环境资源承载力、平均社会资源承载力、平均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期间一直处于富余状态,自然资源优势相对突出,但是环境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劣势也很明显,新疆综合承载力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要素的矛盾十分突出。     

基于栅格尺度的云南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研究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根本上制约着区域人口的集聚和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居环境适宜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牵涉的方面也更加广泛.采用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文指数、气候适宜度四类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了云南省不同区域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结果将为云南省未来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人口空间优化分布,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参考.     

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方法在西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

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逐渐得以关注。本文构建了产业、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首先评价各产业对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性,确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进而分析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间相互作用机制,明晰产业经济、人口规模与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的关系;然后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为实现环境友好、资源有效利用前提下的最大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提供依据。西藏自治区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旅游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对当地社会经济系统有着重要作用,成为支柱产业;不同发展情景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确定了资源环境限制下各种产业结构调整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和经济规模,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为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撑。该框架的建立增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在辅助决策方面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进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不同发展模式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以海南省为例

文章关注于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要素的作用关系,建构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框架,并以海南省为案例区开展应用研究。该框架首先对区域产业重要性进行评价并分级,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其次解析了区域产业、人口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最后,基于产业评价结果设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情景,结合产业和人口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评价不同产业结构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即产业和人口的规模上限。结果表明：2016年海南省的经济规模并未超载,产业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其中土地资源成为海南省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其次是水环境;海南经济效益较高的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多为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亟需加强水资源的集约利用,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为提升经济发展规模上限,需要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产业。文章建构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将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联系,其评价结果政策意义更为明确,可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产业及人口发展规模提供决策参考。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2016版)的基点和技术方法进展

本文探讨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机制的设计基点,阐释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承载能力评价和预警的基本概念,创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模型,并制定了2016版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技术流程、评价体系、集成方法与类型划分等技术要点,为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全面试行提供技术参考。研究表明：增长极限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基础;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分别开展陆域评价和海域评价,二者均包括基础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分,基础评价采用统一指标体系对所有县级行政区进行全覆盖评价,专项评价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选取特征指标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评价;采取“短板效应”原理确定资源环境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3种类型,结合资源环境耗损过程评价划分红色(极重警)、橙色(重警)、黄色(中警)、蓝色(轻警)和绿色(无警) 5个预警等级,通过陆海统筹校验确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类五级”评价方案。     

2001-2010年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生态承载力响应模型,对洞庭湖区2001-2010 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向良性转变;环境可持续度则呈波动性下降态势。② 洞庭湖区17 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可持续性呈现差异性地向弱可持续转变;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高于其他14 个县域,环境可持续度则下降最明显。③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分为强超载、超载、弱低载和低载4 类,不同时段县域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差异明显;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态承载力响应状态则处于强超载,在区域发展水平上反映出湖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④ 环境可持续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的“掠夺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阻碍因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干扰,使得环境可持续度对于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实质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村镇地区是多要素组合的地域单元,由于区位条件复杂多样,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村镇建设具有多元发展路径。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视角,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下的村镇建设分类指标体系,采用单向优势指标和复合指标相对优势判断相结合的划定方法,综合考虑国家和省级功能区划、协调乡镇周边区域功能并衔接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以乡镇为分析单元,建立了省级村镇建设分类综合方案,并以江苏省为案例进行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仅有29.61%的乡镇为明显的单一建设类型,村镇建设的综合性发展态势明显;村镇建设类型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苏北地区主要以居住类乡镇和生态类乡镇为主,苏中地区种植类乡镇和养殖类乡镇居多,苏南地区则集聚了商旅类和工业类乡镇。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村镇建设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策略。     

海域承载力的理论与评价方法

承载力研究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关于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对人口和经济的承载量方面。文章借鉴这些学科的有关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海域承载力的定义、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研究趋势;指出海域承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以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被破坏为原则,在符合现阶段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下,海洋能够支持人口、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或限度。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阈值确定方法探讨

超载阈值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体系构建中的关键因子,其确定是当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方法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阈值的定义和内涵,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行)》,分析目前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采用的超载阈值确定方法及潜在的问题。试行方法主要是从海洋功能区划及环境质量标准的合规性,以及指标多年变化情况确定超载阈值,对资源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协调考虑较少,评价方法的创新性以及评价结果的管理效能还较弱。本文还从海洋资源环境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分析视角,探索构建区域差异性指标体系和更具科学性及管理适用性的超载阈值确定新思路。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

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基础上, 以城市化地区为重点从水循环过程出发, 探讨 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的形成和转化规律, 分析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 探讨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的理论研究基础, 即: 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理论、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 与环境”系统交互胁迫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 提出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量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将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纳入到区域“社会经 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中, 从水循环动力过程出发, 揭示水资源承载力的本质。研究 成果可为城市化地区节水战略的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The Progres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from Single-factor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t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s a concept to describ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RECC) research has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w regarded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regional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t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effective and operational tool to guid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origin of RECC and its early headway. It then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CC from single factors, such as land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o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uch a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merg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In general, it appears tha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C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irstly, comprehensive RECC research lacks a common measurement standard, 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create one. Secondly, the RECC evaluation of open systems and dynamic stud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irdl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andard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to promote the applicability of RECC research to national practical dem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