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就业特征分析

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就业特征,主要体现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和自雇贫穷。这和我国的二元劳动力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就业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职业极化与收入极化的现象。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脱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如何消除社会排斥风险,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的问题。     

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分裂与融合

本文从贫困群体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文章认为 ,由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机会 ,开始出现长期化和相对固定化的趋势 ,具有较强的贫困群体意识 ,他们正逐渐从主流社会中脱离出来 ,表现出了与社会分裂的趋势。因此 ,从有利于城市贫困群体社会融合的角度出发 ,城市反贫困应注重采取的措施是社会救助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要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难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实施“准就业” ,以社区建设促进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     

关于城市新贫困问题的探讨

城市新贫困的产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相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分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特征 ,明晰新贫困群体产生的原因 ,可以发现解决新贫困问题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只有这样 ,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 ,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失地农民社会排斥机制研究

失地农民是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日益成为新的弱势群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受到的社会排斥机制.失地农民群体受到了来自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市场就业、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排斥,这些排斥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对失地农民群体的排斥机制.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困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做好城市贫困群体的脱困工作,必须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实现社会良性流动;提高自我脱贫能力,防止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扶贫检测体系,强化就业安置力度方面下工夫。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教育和空间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农民工适应能力等得以运作,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性排斥.在社会排斥的境况下,农民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融入现状与前景上是有差异的,大量农民工将在城市长期维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并形成边缘化的再生产,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对策.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论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工人阶级群体,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并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农民工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根本途径。     

浅析我国城市贫困

在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贫困。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城市里实行的是高就业、低收入、高福利的就业体制,再加上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分开,这时城市贫困几乎不存在。改革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工资制度改革等不断深化,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滞后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能充分发挥其安全网的作用,再加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现。据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城市贫困户标准,1996年城市贫困线为1671元,我国城市绝对贫困人…     

何以共富：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及其纾解路径——基于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考察

贫困表现为收入低下的边缘化状态,社会排斥则是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贫困内涵由单向维度的能力缺失延伸到多向维度的社会排斥,贫困治理则由倚重经济维度转向平衡社会维度。基于贵州省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调查,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对贫困内涵进行延伸,分析政府主导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的形态及其影响,发现村寨景区化中呈现出行为能力悬殊的经济排斥、主体角色虚化的政治排斥、圈层认同弱化的关系排斥与身份归属模糊的文化排斥,进而造成村寨社区内部的职业阶层趋于固化、权力真空下的社会地位趋于极化、关系瓦解下的族群互助趋于淡化、身份模糊下的旅游参与趋于弱化等困境。据此,从利益共享、公平正义、文化保护、农民参与等方面,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包容性路径。     

全面小康视角下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社会和政府应对贫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就业支持政策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等。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城镇贫困问题探源:从穷人经济学的角度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全面扩大,我国城镇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穷人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双重短缺及由此导致的穷人行为的有限理性特征,导致了城镇贫困的产生。解决城镇贫困问题必须着眼于提高穷困群体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存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     

关于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思考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积极参与的城市扶贫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国民收入格局，并努力实现经济较好较快发展，为城市贫困群体解困创造条件。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20世纪末,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合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本文从贫困的定义和度量、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原因及特点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学者们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要强化政府创造就业的能力,关注陷入贫困风险高的群体,重视流动人口对城市贫困的影响,警惕贫困的城市化。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进城农民工住房需求问题的研究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居住空间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对进城农民工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排斥。文章建议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将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外来低收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满足他们基本住房需求。不过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必将会使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笔者认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要广开融资渠道。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

生态旅游扶贫，是新时期农村建设主要方法，它不仅体现了我党新时期经济建设与开发的趋向，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实施形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旅游扶贫概念，着重从创新方式把握、结构链构建等方面，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以达到明晰技术要点，促进我国经济全面推进的目的。     

Social and Economic Distress in Large Cities, 1970–1990: A Test of the Urban Crisis Thesis

This paper is a test of the urban crisis thesis, which argues tha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large cities have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since 1970. In addition, we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stress among the cities. Fi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regional location effect on urban social distress. In general the findings show both cross-sectionally and longitudinally that (1) the urban crisis has become worse over the years; (2)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stress among cities are largely a function of economic distress, urban scale, and regional location; and (3) levels of distress have converged among citi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North (the Rustbelt) and the South and West (the Sunbelt). In fact, the most distressed cities in the country are in the Sunbe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