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视域下电视问政的议程设置新变化——以南平广播电视台《随手拍连心桥》为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动向。而如何应用好议程设置理论,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加快问题解决,提升政府效能,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本文以南平广播电视台《随手拍连心桥》为例,对运用议程设置,创造舆论影响媒体议程环境,加强媒体舆论导向功能,提升监督成效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此来对问责机制新形态带来一些启示。     

新媒体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其意见生产机制批评

“议程设置”就是一种关于传播渠道的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网络传播同传统媒体相比。在议程设置上的不同： 1．目前网络的覆盖面还不能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能起到的议程设置作用还是有限的     

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分析

正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所谓的议程设置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媒体通过各种编辑手段,把某一新闻在时间和形式上反复播出和强调,赋予各议题以显著性的方式,来让受众认知并加以重视。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分成三个方面:首先,是媒体要率先确定那些内容重要的议题,然后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以吸引受众注意,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是公众心中自己设定的重要议题,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     

图书出版的议程设置研究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著名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等信息传播活动会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交互作用的过程: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和自下而上的“议程建构”。议程设置过程是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播各种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并影响其判断的过程,关注的是传媒议程如何影响了公众的议程;议程建构过程,指政治精英的政策议程受到各种因素(主要包括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影…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舆论引导的“度”

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的关联性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用于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一种假设。所谓“议程”就是对当前问题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对选中的事情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他们提出：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究竟谁在设置议程——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议程设置又称议题设置,理论源于美国的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实证研究报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报告分析了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形后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介所强化报道的题材和事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表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品牌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如何正确运用议程设置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一、把握议程设置的契机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1963年提出来的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媒体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科恩认为,媒体在使人们怎么想这一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1972年,M·E·麦库姆斯(McCombs)和D·L·肖(Shaw)在《民意》季刊(PublicOpinionQuarterly)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最早由美国的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在我国学者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他认为议程设置的中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从议程设置看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建构——以《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分析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到,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景都是通过媒介对外在世界的建构形成的。议题设置是媒体建构世界的主要手段,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1]它主要通过两个层面的显要性转移来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客体议程的显要性转移,客体是指我们的注意力所指向的事物,或者我们对之持有态度或意见的事物。[2]媒体通过选择客体来决定人们看什么;现实世界的环境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没有办法直接去了解它,媒介成为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客体议题的选择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层面,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引导人们把注意力和关注度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第二个层面是属性议程的显要性转移,属性是指充实每个客体图画的那些特点和特性。[3]每个客体都有无数的属性,媒体通过选择和突出某一属性来引导人们怎么看,影响人们的态度层面。个体由于经历和认知有限性,在获取议题的时候,常会产生一种导向需求,即人们尝试提取意义的努力,这种引导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来完成,大众媒介通过建构事物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本文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对《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进行分析,来探讨媒体是如何建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形象在媒体中的呈现等问题。     

巧用议程设置 提高引导能力

在诸多关于媒介对舆论的引导理论中,议程设置论越来越受到我国传媒界的重视。议程设置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理论。议程设置论的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媒介     

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削弱及应对

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李普曼,他在《民意》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首先明确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宣传工作中议程设置的误区

“议程设置”是政府通过传媒进行宣传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其中心思想是：大众传媒经过连续的新闻选择与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体的议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而各级政府往往通过引导各级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宣传，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的议程设置。     

从“周久耕事件”看网络社区的议程设置

自大众媒体产生以来,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早期的传播学者认为受众在传播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但随着传播学的发展,一些传播学者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这样的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传统媒体里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被广泛的研究和证实了,但是网络中特别是网络社区的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周久耕事件”个案来探究网络社区的议程设置。     

论网络舆论生成的三要素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1968年查普希尔调查开始,研究学界不断发展和完善议程设置理论,不过专注于该理论的大多数学者兴趣点在于大众媒介的效果,即议程设置理论最成熟的部分是关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联系.①但是,对于分析研究影响公众议程的因素而言,大众媒介并不是唯一的可考察对象.学者们便开始思考:究竟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谁决定了将哪些话题带入公众关注的视野?     

论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功能表达

美国学者本·巴格迪坎在其著作《传播媒介的垄断》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信息的权利是控制社会的一个主要杠杆。”①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让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以此来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籍此,议程设置作为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在社会稳定、文化传承和教育涵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流媒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具有高度舆论影响力的传播媒介,通过主流媒体…     

中三角战略的议程互动

议程设置是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研究学者发现,传媒议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充分运用议程设置功能,可更好地实现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引申出的研究认为,议程设置可分为政策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两次参与中三角报道,我一直关注其媒介传播效果。可以发现,在中三角报道中,能清晰地理出一条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的叠加     

重大事件中的舆论导向需求——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为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处在深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均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出发点,表现出旺盛的信息需求。尤其是面对重大事件,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成熟的公众信息行为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运用了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在重庆打黑除恶行动进行并深入的过程中,政府、媒体与公众三大主体的议程互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重大事件中舆论导向需求的相关问题。     

传统媒体在碎片化时代“议程设置”呈现新特点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对网络新闻的几点思考

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新闻,究竟应该如何去评判呢?笔者想从以下几点谈谈看法. 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 所谓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是指"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     

传媒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用

媒体是危机传播过程中的议题设置者,起着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媒体用议程设置控制报道的内容和角度,进而影响着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评判。尤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需要媒体,公众更需要媒体。媒体的危机报道对于疏导公众心理和塑造国家形象、化解社会危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