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一道坎:“城中村”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城中村"改造的老大难问题。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如果说市民与农民的剪刀差是正的剪刀差;市民与城中村村民的剪刀差是负的剪刀差。这意味着把一般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将明显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把城中村的居民转变为市民,则有可能减少他们的物质利益。从而使得城中村的改造面临着利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如何兼顾各方面利益,有效地改造城中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城市甚至把它上升到"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要求。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问题及其出路

因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行政管理的效率与竞争性,主张将经济机制引入到行政管理中来,所以这一理论对城中村改造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对城中村改造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合理确定城市政府、城中村自治机构、社会经济和中介机构的边界,建立多中心的城中村改造治理秩序.创新城中村改造事务的治理机制是我国城中村改造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

"城中村"现象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目前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顽症,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改造"城中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事关政府、开发商、管理部门、村集体、村民等多方利益,需要克服多种体制性障碍,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遵循科学规划、为城市发展留下空间的原则,走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多策并举,标本兼治.     

重庆城中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正处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城中村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都开展了城中村的改造工作,不断探索改造方式和改造策略。以重庆市为例,在分析城中村现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改造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推进城中村改造的相应对策措施。     

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城中村在其产生的初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越来越与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管理不相适应,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势在必行。按照改造主体进行分类,城中村改造可分为政府主导、开发商主导、村委会主导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实施的优势劣势,必须统筹考虑,结合每个城中村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改造模式。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的法律分析

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是城中村改造中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村民、开发商和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稳定。不同于城市房屋拆迁,城中村房屋拆迁是一种征地拆迁,并不能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城中村房屋拆迁改造中,涉及政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三方主体,由于缺少全国性的法律规范,拆迁补偿安置成为三方主体面临的最为复杂和关键的问题。对于因拆迁补偿安置而产生的争议,应根据争议的性质采取调解、协商、诉讼等不同的解决途径和程序。     

我国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思考

我国城中村改造提速刻不容缓。依据我国各个城市的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规定,城中村无形改造工作中包括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变为股份制经济,这部分工作的重要性,关系着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未来生活保障与经济发展保障。本文探讨了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于茂名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调研

城中村改造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的城市,本文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结合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调研数据,对茂名市的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改造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茂名市市区中心和市区边缘这两类城中村的特点,提出几点改造的建议。     

城中村改造模式分析及青岛市城中村改造对策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其会引发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问题。目前,城中村已呈现出圈层式布局、居民二元化以及经济状况显著不稳定等特点,城中村改造迫在眉睫。城中村改造本质上是政府、城市发展要求和原村民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因此,以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为导向,总结各地城中村改造的经验,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城中村改造思路。     

花园城市构建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

"城中村"现象是花园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城中村"存在的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大、用地管理混乱,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恶劣、消防隐患严重、治安形势严峻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江西的花园城市建设.解决"城中村"问题,将城市数十万农民转化为市民,不是单纯地把村民的农业户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而是要通过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开发性安置、建立养老保障等措施,确保转籍农民在集体资产、土地、住房、收入市劳动就业方面的既得利益不下降,生活水平有提高.     

场所记忆视角下工厂单位社区遗产更新研究 ——以邯郸市邯钢百家村社区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立足内涵发展、提升社区品质成为城市更新的热点。课题聚焦工业遗产范畴内的企业单位社区,对过往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和反思邯钢百家村社区更新现状,从场所记忆理论出发对社区内的场所记忆媒介进行系统归类,探讨具有工业遗产特色的单位社区更新思路策略,对于推动工业城市转型、发扬地方特色意义深远。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改造——以清末新政时期山东城市宗教空间改造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以西方及西方化的日本为模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面对隙地无多和财政窘迫的现状,政府多采取征用"他者"建筑的办法筹备新政事业的基址。被征用的空间以庙宇等宗教空间居多,因为在维新改革的清末新政时代,它既"危险"又"无益"。这种城市空间的征用以现代化为名义,国家权力扩张和现代性诉求相互纠缠其间。城市空间的改造致使原有的城市空间逐渐被侵占,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空间不断涌现,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空间并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转化,初步完成了城市的现代转型。     

对生活时空的重组与通过——“通过礼仪”视角下的固义傩戏研究

本文以范根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为分析框架,按照"常与非常"的观念模式,较系统考察了河北省武安市固义村的大型社火傩戏仪式。从分离、过渡与聚合等三个仪式阶段,展示出整体仪式的生动过程。仪式展演具有对生活时空的重组与通过的功能,可以完成族群心理的转换以及实现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延伸。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探析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原因和治理对策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在界定贫困概念和线度的基础上，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两个视域，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对策。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

本文提出区域的“城市性”,对城市化涵义作出新的认识.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