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本身:新全球史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新全球史"、发展伦理学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研究中的两个显学,本文对其进行交叉研究,重点揭示"新全球史"的发展伦理意蕴.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全球史研究是全球伦理、发展伦理研究的基础;没有合理的全球史现、发展观,也就没有合理的全球伦理观、发展伦理观;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深远起源的历史现象,全球史转换中的文明多样性是全球发展公正性、全球价值多样性的历史本体论基础. "新全球史"蕴涵的历史全球观、历史发展观、历史价值观、历史辩证法.对发展伦理研究的深层化.对我们全面把握全球化的历史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形成合理的全球历史观、全球价值观,推进和谐世界的建构,特别是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我们研究"新全球史"与发展伦理学的根本目的所在.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     

重评历史:孙达人的农民史与农民学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孙达人先生多年来关于农民史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主要就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主轴 ,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农业文明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衰落的明清的事实。他的灵感来自于长期以来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汉、唐之农业文明的研究。在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史上 ,第一次提出了“落后转先进、先进变落后”的演变规律。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决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他根据马克思所说 ,认为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就是“结果破坏原因”。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是独特的 ,也值得后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搞好中国农民史的研究。     

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

元朝辽阔的疆域使元帝国具有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积极思想观念.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激发了中国学者、旅行家、商人对异域风情、不同文明的兴趣和向往,所以元代域外史的记载和著作非常丰富.对元代域外史的研究,又大大扩充了人们对域外地理概念的认识.元代域外史著述对域外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风土物产的描述,对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记载,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反映了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a     

关于全球史上的跨文化交流的评估

全球史的兴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对全球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或互动)要进行适当的评估: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跨文化交流的程度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互动"(或"交流")一词不足以反映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真实状况.全球史研究者需要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史进程中的意义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关系,并应审慎地看待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的客观性.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专题

正主持人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俄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17世纪迄今,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已持续了近四百年,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类型独特,影响深远。考察中俄文化交流史不仅可以促进中俄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中俄文化互识,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主要是借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实现的。俄国传教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兼有宗教、外交、中国研究等多重职能。从1715年到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整体视野——评何一民新著《中国城市史》

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国专门史文库"第一辑中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部以"专门史"为定位的学术著作,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通过贯穿中国历史的整体视野,对从史前到近代伴随着整个中国历史兴衰的城市史进行细致考察,引申出对今人城市建设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当下更好     

“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史至上出现式微,社会研究开始占上风,长期不受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异常活跃起来.更有一些观念激进的史学家,干脆提出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要求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下层平民,以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而从目前情形看,国内口述史的发展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家,还有新闻记者、作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这也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然而,口述史虽然人人都可以做,却要遵循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反思——以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为例

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对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历史转向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合,夸大西方对伊斯兰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西阿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将西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西阿之间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翻译同样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中原“群都”现象:上古文明史与国家史的考察

自文明初期开始形成区域文化影响的古国,以中原地方遗存最为集中。中原多处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借用蔡邕《述行赋》的说法,称之为"群都"。考古学的新收获使我们对这种历史真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上古时期"群都"这一历史存在所体现出的中原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自有交通地理方面的优势条件。中原"群都"作为文化地理现象,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视角的自然地理的考察说明其背景。     

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

全球史的兴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对全球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或互动）要进行适当的评估：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跨文化交流的程度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互动”（或“交流”）一词不足以反映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真实状况。全球史研究者需要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史进程中的意义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关系，并应审慎地看待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的客观性。     

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七十年来西藏口述史研究述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一系列关于西藏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和普及,学者们开始注重对西藏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标志着国内藏族史的研究呈现了从单纯的文献求证到对西藏社会和民间资料发掘的转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西藏口述史资料,不仅是今后学界从事近现代西藏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我认为,首先应认识环境史研究对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表现在:环境史家致力于研究长期以来历史中所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等内容,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的范围。他们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并且更新了对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环境史在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不仅如此,环境史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问题,并增强环境意识。     

祛中心化历史: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故事与文化交流

二战后,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祛中心化"的趋势:转向工人和社会底层,妇女和社会性别,按种族和民族区分的不同群体以及非西方史、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而欧洲发展模式只是其中一种。面对常常是地方性的、细枝末节般的社会文化史,历史学家能否紧紧抓住"祛中心"的主题,并诉之以全球史视野?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16世纪工匠起,至今日研究非欧洲人物如伊斯兰教信徒"非洲的列奥"(阿尔·法西)的祛中心化之路,都是为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可以通过两个实例考察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全球视角:一例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抄写文化背景下地中海两岸的伊本·卡尔敦和克里斯汀·德·皮桑之文学生涯的比较;另一例是17、18世纪从非洲贩卖到苏里南的奴隶团体,其预言、医疗和查案诸种习俗之传播及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