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化"原则.所谓"历史化"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将批评史文献文本的意义阐发与对其生成语境的分析、考查相结合,将批评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只有坚持了"历史化"原则,文学批评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还原历史,也才能够使历史进入到当下,从而使研究行为本身进入历史、建构历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这一"历史化"要求相反,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则长期存在着"非历史化"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a     

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

苏维埃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上的创新,苏区史研究同样如此。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史以载道 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与天津学筹创

史以载道,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已经从科研队伍、学科资料、学术成果等方面为"天津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作为历史悠久、发展脉络清晰和知名城市的天津也具备了建立"天津学"的条件,适时地开展"天津学"的研究,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和蕴势,两者的结合能够更好地起到鉴史资治、明史辅政的功用。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跨国公司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与经济全球化现在已被人们广泛认识,国内外关于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在国际商业研究领域的跨国公司史研究,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商业史学者和应用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已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们与各国政府还是忽视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国外跨国公司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一个简单回顾,并指出这个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解释的性质--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解释

通常,历史哲学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割裂的分支,一个分支是试图在事件的进程中,或在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发现某些意义或重要性,另一个分支是对历史研究进行哲学分析,即对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概括.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分别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出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区别,说明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性质和重要意义.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

对“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权问题研究,必须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权限划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权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权多少或分权事项范围的问题,而且是关涉到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的法律属性和决策权行使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属性问题.本文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语涵及其学理规范入手,以省市地方出台规章文本和实证经验为要件,将“行政三分权”理论展开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与权限划分边界问题上研究,归结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之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其权力必当受限的宪政本质,抑或边界即为限制.     

论行政和谐

行政和谐即国家政务的管理活动的和谐。和谐是国家产生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共同追求的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最高准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务管理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和谐在我国行政管理实际中主要体现为七个方面的协调。行政和谐在行政科学中主要体现为:行政思想和谐、行政行为和谐、行政体制和谐、组织机构和谐、人员结构和谐、法规制度和谐、运行程序和谐。     

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行政强制措施被置于复议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之下。对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手段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经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审视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了处置手段和方法的非常规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成为政府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主要有以人为本、公共利益至上、效率与公平统一、诚实守信等。政府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幅度的扩大给行政主体提供了滥用职权的客观条件,我们既要看到其伦理价值,也要对其进行伦理控制。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