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切口疝发病风险列线图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预测胰十二指肠切除（PD）术后发生切口疝的风险列线图模型,为切口疝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7年1月于邯郸市中心医院行PD术的926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发生切口疝的患者24例（切口疝组）,未发生切口疝的按照1∶5的比例随机抽取120例为非切口疝组。分别使用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术后切口疝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相关列线图预测模型。 结果年龄≥60岁（OR=5.800,95% CI 1.530~21.984）、BMI≥24 kg/m²（OR=4.165,95% CI 1.187~14.613）、糖尿病（OR=5.321,95% CI 1.548~18.285）、呼吸系统疾病（OR=4.565,95% CI 1.225~17.007）、切口感染（OR=6.803,95% CI 1.573~29.419）及手术时间≥6 h（OR=6.934,95% CI 1.938~24.813）是PD术后发生切口疝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以上6项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验证,预测值同实测值基本一致,C-index 0.890（95% CI 0.854~0.926）,说明本研究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准度和区分度。 结论年龄≥60岁、BMI≥24 kg/m²、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切口感染及手术时间≥6 h是PD术后发生切口疝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准性和区分度,有利于临床筛查PD术后发生切口疝的高风险人群和制定针对性规避措施。     

腹壁切口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

目的分析腹壁切口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危险因素，建立切口疝患者补片感染的预测模型，为临床预测切口疝修补术后发生补片感染提供一种可视化评价工具。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就诊的475例切口疝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手术资料、术后恢复情况，随访补片感染情况。使用Lasso回归筛选预测因子，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模型的预测效力。 结果475例接受切口疝修补手术的患者中有11例出现补片感染，发生率为2.3%。Lasso回归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OR=1.206，95% CI 1.034~1.407）、糖尿病史（OR=6.484，95% CI 1.233~34.108）、术后外科手术部位感染（OR=37.095，95% CI 4.253~323.532）是切口疝患者发生补片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利用上述变量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补片感染发生AUC为0.880（95% CI 0.785~0.975）。 结论本研究成功建立一种具有良好预测效力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提高对补片感染高危切口疝患者的早期鉴别能力，为改善切口疝患者预后提供帮助。     

肺部手术重症患者出现术后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北大核心CSCD

目的:探讨肺部手术重症患者出现术后心房颤动(POAF)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重症医学科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接受肺部手术患者213例。根据术后7天内是否出现POAF分为POAF组(42例)和非POAF组(171例)。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出现POAF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 结果:POAF的发生率为19.7%。二尖瓣反流( OR=4.270,95% CI:1.380~13.213, P=0.012)、术中使用西地兰( OR=14.619,95% CI:2.913~73.373, P=0.001)、术中使用儿茶酚胺( OR=3.244,95% CI:1.144~9.203, P=0.027)、心包切开( OR=6.079,95% CI:1.362~27.128, P=0.009)及系统淋巴结清扫( OR=5.460,95% CI:1.770~16.846, P=0.003)是肺部手术重症患者术后7天内出现POAF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危险因素构建POAF的列线图, ROC曲线下面积为0.801(95% CI:0.721~0.881, P<0.001)。 结论:肺部手术重症患者术后7天内出现POAF的危险因素包括二尖瓣反流、术中应用西地兰、术中使用儿茶酚胺类药物、心包切开、系统淋巴结清扫。据此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以量化患者出现POAF的风险,预测能力优于既往的评分系统。     

BCLC 0~A期肝细胞癌病人R0切除术后肝外转移风险预测列线图的构建

目的分析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系统(BCLC)0~A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R0切除术后肝外转移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肝外转移风险预测列线图。方法收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就诊且符合纳入标准的HCC病人临床资料。根据术后首次复发部位是否包含肝脏以外其他器官,研究人群被分为肝外转移组和非肝外转移组。随后,依据术前临床资料构建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及列线图,并评估其预测能力。最后,应用临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共351例病人被纳入,包括肝外转移组36例(10.3%)和非肝外转移组315例(89.7%)。肝外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甲胎蛋白(AFP)分级[比值比(OR)=1.580,95%置信区间(CI)(1.182,2.144),P=0.002],肿瘤直径[OR=1.103,95%CI(1.002,1.209),P=0.039]和瘤内坏死(是)[OR=2.379,95%CI(1.042,5.222),P=0.034]。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和列线图预测能力评价: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值为0.740,95%CI(0.663,0.816);Hosmer-Lemeshow(H-L)拟合优度检验:P=0.653。临床决策曲线显示该模型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结论BCLC 0~A期HCC病人R0切除术后发生肝外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AFP分级、肿瘤直径和瘤内坏死。肝外转移风险预测列线图在识别肝外转移高风险病人方面表现出了较好的能力。     

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风险模型的建立

目的分析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APP）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3月至2020年7月铜陵市人民医院及安庆市立医院行TAPP诊治的230例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经TAPP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以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操作TAPP的例数（OR=3.337,95% CI：1.357~8.401）、术中出血量>10 ml（OR=2.925,95% CI：1.027~8.328）、手术时间>2 h（OR=2.492,95% CI：0.885~7.014）、疝囊最大直径>5 cm（OR=2.675,95% CI：1.018~7.031）、嵌顿疝（OR=7.329,95% CI：2.162~24.56）是经TAPP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五项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术后复发的风险列线图模型,并验证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实际值比较接近预测值,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833（95% CI：0.814~0.851）,表明该模型预测精准度较好。 结论操作TAPP的例数、术中出血量>10 ml、手术时间>2 h、疝囊最大直径>5 cm及嵌顿疝是经TAPP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建立的风险预测模型精准度较高,可以指导医务人员分析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程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日间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患者延迟出院的危险因素分析和列线图构建

目的探讨日间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PCNL）患者延迟出院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列线图。 方法回顾性审查370例日间PCNL患者的电子病历,根据患者是否在24 h内出入院,将其分为延迟出院组（61例）和正常出院组（309例）。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术后1 h生命体征和血液学指标。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延迟出院的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以预测延迟出院的风险,应用校准曲线评估列线图的内部校准性能。 结果370例患者中有61例（16.5%）出现延迟出院,18例（4.9%）住院时间超过48 h。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OR：3.992,95%CI：1.792~8.892,P=0.001）、通道数量（OR：3.139,95%CI：1.548~6.367,P=0.002）、术中严重出血（OR：12.207,95%CI：2.761~53.973,P=0.001）、术后1 h体温>38℃（OR：4.623,95%CI：1.445~14.789,P=0.010）、中性粒细胞比率>75%（OR：1.951,95%CI：1.008~3.777,P=0.047）和钾<3.5 mmol/L（OR：5.469,95%CI：1.641~18.226,P=0.006）是日间PCNL患者延迟出院的独立危险因素。延迟出院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84,通过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 结论基于年龄、通道数量、术中严重出血、术后感染和低钾血症构建的延迟出院风险预测列线图预测性能良好,可帮助医护人员快速识别术后延迟出院高风险患者,以便尽早实施医疗干预。     

预测乳腺癌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列线图模型建立

目的探讨乳腺癌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的列线图模型,并评估模型的预测效果。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21年10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院行乳腺癌手术的813例患者,根据术后切口愈合情况分为愈合良好组（767例）和愈合不良组（46例）。收集两组患者基本信息、病理特征及手术情况开展单因素分析,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术后切口愈合不良的危险因素,利用R 4.1.3软件绘制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评估其区分度和符合度。 结果愈合不良组年龄、营养不良、合并糖尿病、贫血及手术切口为纵切口比例、置引流管时间与愈合良好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乳腺癌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年龄大（OR=1.269）、营养不良（OR=2.376）、合并糖尿病（OR=2.262）、贫血（OR=2.227）、置引流管时间长（OR=1.571）（均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校准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区分度（曲线下面积为0.785,95% CI：0.725~0.845）及符合度（拟合优度HL检验χ²=8.294,P=0.405）均较高。 结论基于年龄、营养不良、合并糖尿病、贫血、置引流管时间5项危险因素构建的乳腺癌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个体化预测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列线图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讨个体化预测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并建立列线图模型。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我院肝叶切除术的患者120例,调取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出患者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对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并且验证该模型的预测性及准确性。结果对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单因素分析发现,患者的性别、高血压、既往腹部手术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的年龄、吸烟史、糖尿病、术前合并感染和白蛋白有明显差异(P0.05)。通过对两组患者的手术资料单因素分析发现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中输血量和腹腔引流时间有明显差异(P0.05)。对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的年龄、吸烟史、糖尿病、术前合并感染、白蛋白、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中输血量和腹腔引流时间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和术中输血量无明显差异(P0.05),因此给予剔除,筛选出年龄(OR=0.022,95%CI:1.305～28.577)、吸烟史(OR=0.044,1.043～28.012)、术前合并感染(OR=0.041,95%CI:1.076～27.669)、白蛋白(OR=0.037,95%CI:1.097～20.208)、手术时间(OR=0.026,95%CI:1.223～23.455)、术中失血量(OR=0.049,95%CI:0.049～18.986)、和腹腔引流时间(OR=0.040,95%CI:1.090～33.813)为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均与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相关。基于年龄、吸烟史、术前合并感染、白蛋白、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腹腔引流时间7项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对肝叶切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风险进行预测,并且验证该列线图模型,结果显示预测值与实测值基本一致,这说明本研究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采用Bootstrap内部验证法进行验证肝切除术后肺部感染的列线图模型,C-index指数为0.919(95%CI:0.883～0.955),说明该研究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准性和区分性。结论对肝叶切除术后,及时关注患者的年龄、吸烟史、术前合并感染、白蛋白、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腹腔引流时间,可以有效的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     

机器学习算法和COX列线图在肝细胞癌术后生存预测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机器学习算法和COX列线图在肝细胞癌术后生存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375例肝细胞癌行根治性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04例,女71例;中位年龄为57岁,年龄范围为21~79岁。375例患者通过计算机产生随机数方法以8∶2比例分为训练集300例和验证集75例,应用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算法构建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的预测模型,筛选性能最优的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构建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预测的COX列线图预测模型;比较最优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的性能。观察指标:(1)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分析。(2)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随访及生存情况。(3)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构建及验证。(4)COX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验证。(5)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与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性能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2月或患者死亡。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或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当Tmin≥5,N≥40时,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当1≤Tmin≤5,N≥40时,采用校正χ2检验;当Tmin<1或N<40时,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将P<0.2的变量纳入Lasso回归分析,根据λ值筛选影响预后的变量,最后将变量纳入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1)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分析: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微血管侵犯(无、有),肝硬化(无、有)分别为292、8例,105、195例和69、6例,37、38例,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49,5.239,P<0.05)。(2)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随访及生存情况: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均获得随访。训练集300例患者随访时间为1.1~85.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50.3个月。验证集75例患者随访时间为1.0~85.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46.7个月。375例肝细胞癌患者术后1、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7%、79.5%。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术后1、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2.0%、79.7%和90.7%、81.9%。两组患者术后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13,P>0.05)。(3)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构建及验证。①筛选最优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根据变量对预测肝细胞癌术后3年生存的信息增益度,应用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和人工神经网络5种机器学习算法对肝细胞癌临床病理因素进行变量综合排名。筛选主要预测因素为乙型肝炎e抗原(HBeAg)、手术方式、肿瘤最大直径、围术期输血、肝被膜侵犯、肝脏Ⅳ段侵犯。将预测因素前3、6、9、12、15、18、21、24、27、29个变量依次引入5种机器学习算法。其结果显示:当引入9个变量时,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趋于稳定。当引入变量>12个时,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AUC波动明显,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AUC稳定性可继续改善,而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AUC接近0.990,说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为最优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②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优化和验证:将预测因素29个变量依次引入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中,构建训练集最佳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其结果显示:当引入变量=10个时,网格搜索法示最佳决策树结点个数=4,最佳决策树数目=1000;当引入变量≥10个时,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AUC稳定在0.990左右。其中当引入变量=10个时,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992,灵敏度为0.629,特异度为0.996,预测验证集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723,灵敏度为0.177,特异度为0.948。(4)COX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验证。①训练集患者术后生存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BeAg、甲胎蛋白、围术期输血、肿瘤最大直径、肝被膜侵犯、肿瘤分化程度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相关因素(风险比=1.958,1.878,2.170,1.188,2.052,0.222,95%可信区间为1.185~3.235,1.147~3.076,1.389~3.393,1.092~1.291,1.240~3.395,0.070~0.703,P<0.05)。将P<0.2的临床病理因素纳入Lasso回归分析,其结果显示:性别,HBeAg,甲胎蛋白,手术方式,围术期输血,肿瘤最大直径,肿瘤位置在肝脏Ⅴ段和肝脏Ⅷ段,肝被膜侵犯,肿瘤分化程度(高分化、中高分化、中分化、中低分化)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相关因素。进一步将上述临床病理因素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其结果显示:HBeAg、手术方式、肿瘤最大直径是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1.770,8.799,1.142,95%可信区间为1.049~2.987,1.203~64.342,1.051~1.242,P<0.05)。②COX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和验证:将训练集COX多因素分析结果中P≤0.1的临床病理因素引入Rstudio软件及其rms软件包,构建训练集COX列线图预测模型。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术后总体生存的C-index为0.723(se=0.028),预测训练集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760,预测验证集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795。训练集校准图验证显示COX列线图预测模型对术后生存有较好预测效果。COX列线图回归函数=0.62706×HBeAg(正常=0,异常=1)+0.13434×肿瘤最大直径(cm)+2.10758×手术方式(腹腔镜=0,开腹手术=1)+0.54558×围术期输血(无输血=0,输血=1)-1.42133×高分化(非高分化=0,高分化=1)。计算所有患者COX列线图风险评分,应用Xtile软件寻找COX列线图风险评分最佳阈值,风险评分≥2.9分为高危组,风险评分<2.9分为低危组。Kaplan-Meier总体生存曲线结果显示:训练集低危组和高危组患者术后总体生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065,P<0.05)。验证集低危组和高危组患者术后总体生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85,P<0.05)。进一步采用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HBeAg、手术方式、围术期输血、肿瘤最大直径和肿瘤分化程度因素的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性能优于单一因素的预测性能。(5)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性能评价:通过对2种模型中共同含有的重要变量(肿瘤最大直径)进行分析,并将2种模型通过预测误差曲线进行比较,观察2种模型的预测差异。其结果显示:肿瘤最大直径为2.2 cm时,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分别为77.17%和74.77%(χ2=0.182,P>0.05);肿瘤最大直径为6.3 cm时,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分别为57.51%和61.65%(χ2=0.394,P>0.05);肿瘤最大直径为14.2 cm时,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分别为51.03%和27.52%(χ2=12.762,P<0.05)。随着肿瘤最大直径增加,2种模型预测患者生存率差异增大。验证集中,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预测患者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723,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患者术后3年总体生存AUC为0.79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53,P<0.05)。采用Bootstrap交叉验证结果显示: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和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3年生存的整合Brier得分分别为0.139、0.134,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误差低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结论与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比较,COX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肝细胞癌术后3年生存性能更佳,且其变量少,易于临床使用。     

构建基于营养风险和肌肉减少症评估的列线图预测老年胃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并发症

目的 探索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eriatric nutritional risk index,GNRI）和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对老年胃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预测价值。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就诊于徐州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且行胃癌根治性切除术的老年（年龄≥60岁）胃癌患者（简称“胃癌患者”），分析其术后并发症（指术后住院期间根据Clavien-Dindo标准评估发生的Ⅱ级及以上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胃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因素，并据此构建logistic回归风险预测模型，通过绘制列线图将预测模型可视化；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列线图预测模型（简称“模型”）的区分度，同时采用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准确性；进一步绘制决策曲线分析的临床净获益率以评价模型的临床实用性。结果 共纳入236例患者，术后住院期间发生并发症患者97例（41.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GNRI、肌少症、手术方式及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是胃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P&l...     

Searching for candidate genes for male infertility

Aim: We describe an approach to search for candidate genes for male infertility using the two human genome databases: the pub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UCSC) and private Celera databases which list known and predicted gene sequences and provide related information such as gene function, tissue expression,known mutations an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Methods and Results: To demonstrate this in silico research, the following male infertility candidate genes were selected: (1) human BOULE, mutations of which may lead to germ cell arrest at the primary spermatocyte stage, (2) mutations of casein kinase 2 alpha genes which may cause globozoospermia, (3) DMR-N9 which is possibly involved in the spermatogenic defect of myotonic dystrophy and (4) several testes expressed genes at or near the breakpoints of a balanced translocation associated with hypospermatogenesis. We indicate how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the human genome databases can be used to confirm these candidate genes may be pathogenic by studying RNA expression in tissue arrays using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d gene sequencing. Conclusion: The paper explains the new approach to discovering genetic causes of male infertility u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human genome. ( Asian J Andro1 2003 Jun; 5:137-147 )     

Indications for peritoneo-jugular shunt for ascites

In the past, refractory ascites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indication for insertion of an ascites valve with a peritoneo-jugular shunt. Such patients required a prolonged hospital stay prior to surgery and often succumbed to acute renal failure. In the present study, every patient entering with massive ascites was placed on a low-salt diet for 2 weeks. Eleven patients did not respond in a 2-week period and were placed on a regimen of continued medical therapy starting with aldactone. Although most of these patients lost weight, onehalf of them died within 6 months. Only 1 patient in the entire group survived more than a year.Sodium clearance is a simple measurement which differentiates hepatorenal syndrome from acute tubular necrosis. The absence of natriuresis on diuretic therapy is an indication that surgery is required. Sodium and water retention are no longer problems in postshunt patients.In the absence of contraindications, failure of a patient to lose weight on a salt-restricted diet would appear to be a useful guide for the shu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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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L'ascite résistant aux thérapeutiques était jadis considérée comme la seule indication de mise en place d'un shunt péritonéo-jugulaire avec valve. Ces malades devaient être hospitalisés pendant longtemps avant l'opération et ils mouraient souvent d'insuffisance rénale aiguë. Dans la présente étude, chaque malade admis avec une ascite importante a été mis pendant deux semaines à un régime pauvre en sel. Onze malades qui n'avaient pas répondu à cet essai thérapeutique on été mis à un traitement médical, débutant par de l'aldactone. Tous ont perdu du poids. Mais la moitié sont morts en 6 mois et un seul a survécu plus d'un an. La perte de poids n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un bon critère de succès de la thérapeutique médicale. L'urée sanguine est un meilleur témoin.La clearance de sodium est une mesure simple qui différencie le syndrome hépatorénal de la nécrose tubulaire aiguë. L'absence de natriurèse sous diurétique constitue une indication opératoire. La rétention d'eau et de sel ne pose plus de problème après shunt péritonéo-jugulaire.La meilleure indication opératoire dans l'ascite importante est l'absence de perte pondérale sous régime pauvre en 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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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at the XXVIIth Congress of th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Kyoto, Japan, September 3–8, 1977.     

Challenges for surveillance for injury prevention

Injury surveillance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in reducing injury. If injury surveillance is going to realise its full potential in reducing injury,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allenges we need to address. These include: (1) agreeing on what is an injury, (2) focusing on important injuries, (3) improving surveillance of important injury events, and (4) improving surveillance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