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贫困社区生活状况分析——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民族社区的实证研究

贫困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西北乃至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面临的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和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突出难点,本文利用对民族贫困社区的调查和访谈数据,从民族社区农户基本情况、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对民族贫困地区社区现状进行分析,旨在发现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基本根源,从而为全面制定新时期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思路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重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的重合.要充分认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分两阶段实施贫困地区发展目标.转移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

现阶段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加以建设,是加快推进渝东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尽快摆脱其贫困、走向富裕的关键。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     

民族地区妇女参政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女性参政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妇女参政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以西北的民族地区甘南州为例,女性参政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低于全国水平.传统宗教观念、经济状况、政策的配套与完善、文化素质都对女性参政产生了制约和影响.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作用、社会教化的内容、大众传媒以及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思考与相应的对策.     

基于政治稳定要求的西北民族地区旅游业优化发展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地域广阔,战略地位重要,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相时滞后的地区,西北民族地区的稳定关系着全国的大局.由于社会转型以及地理条件、历史变迁、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而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需要多方面努力,寻求新型产业发展,转变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是重要的抓手之一.旅游业的发展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产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地区的稳定,只有不断优化产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功效,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     

民族地区慢性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探讨——以宁夏为例

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及文化于一体的复杂问题,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基于生计分析和"贫困代际"视角,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以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民族地区慢性贫困的现状和成因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资本要素对民族地区慢性贫困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也是其长期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地区慢性贫困治理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探析

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根据马克思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中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也应从外部因素(即外因)和内部因素(即内因)进行分析,外部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失衡、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等;内部因素包括农村人口增长快、家庭负担重、文化程度低、人口素质差、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贫困文化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本文提出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对策:宏观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中观层面上,调整和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微观层面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形成民主参与式的扶贫机制.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青海为例

建构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举措。以青海为例,西北民族地区基于民族性、欠发达性等区域特征,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提出完善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理论加以破解。     

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贫困有三重含义 :一是货币的和实物的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 ,即收入贫困 ;二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差 ,即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 ;三是获取收入或财富和提高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少 ,即权利和机会的贫困。这三重意义上的贫困内在联系 ,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说 ,农民贫困是制度性贫困 ,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能致富的主要因素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村贫困的制度性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农民的贫困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各种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足阻碍了各种要素的流动,从而制约了农民的选择权,不能形成各种自由的要素市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是给予农民对各种经济资源使用的选择权利和处置权利.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问题——以宁夏石湾村为调查个案

当下，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在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实施，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个案研究显示，目前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还存在覆盖面积少、保障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治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途径

治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途径吕青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是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束缚着民族地区的发展，并使贫穷、落后与愚昧相伴而生，循环往复。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一项社会工程...     

贫困文化——探寻西部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贫困差距的战略进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是最大的障碍.关注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不应仅仅着眼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能力贫困和文化贫困才是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使所有这一切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就是贫困文化.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能力贫困的角度,以福利经济学"权力体系"的分析方法探寻贫困文化是如何桎梏西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     

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分析——来自云南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但其作用主要是缓解贫困而非消除贫困。通过对云南省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可见,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但十分有限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和民族间差异。尽管如此,农村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这种主观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低保制度对农村低保家庭成员起到了缓贫解困的作用,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应从制度理念、制度管理和运行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增强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缓贫效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民生服务满意度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农户调查

本文选择欠发达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以农村民生服务的满意度为研究内容,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户对农村民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户对农村民生服务现状总体满意,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农户民族、农户年龄、所在村的偏远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四个变量。     

西北民族地区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现实意义、影响因素和理性选择——基于甘肃藏区的调查

新型农民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经济和技术组织,对于解决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后带来的问题、农牧业经营中"分有余而统不足"的问题、农牧民增收难的问题和保障农牧民权益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甘肃藏区的发展实际,兼顾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两方面因素,自觉处理好"五对关系",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理性选择。     

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且有集中的趋势,少数民族人口处于更严重的多维贫困之中.少数民族贫困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收入差异扩大导致的经济增长“益民族”程度下降、自然生态条件恶劣和民族经济生计特性的三重因素的制约.未来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建立“亲民族”的扶贫政策,从多个维度进行扶持,以便可持续地减缓民族贫困.     

地理资本视阈下西北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实证研究——以宁夏为例

西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及文化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文章基于地理资本视角,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典型实证研究区域,以2000—2012年相关统计指标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地理资本要素对民族地区贫困的形成和缓解具有显著的"双重"影响效应;同时也表明,地理资本要素对贫困的影响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减少和消除地理资本对贫困的负效应和提高人类对其不确定性的认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