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昆虫物种多样性研究

鄂尔多斯高原有特殊生境类型,本文研究了该地区的昆虫物种多样性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果：（1）利用巴氏罐诱法得到昆虫标本约5159号,其他无脊椎动物标本291号,鞘翅目为优势昆虫类群,其数量占昆虫标本总数的45．8％,其中拟步甲和步甲个体数量较多,占所有甲虫总数92．8％;（2）根据甲虫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的特点将4个调查地点分为两组：一组为以荒漠灌丛为主的杭锦旗和植被类型多样化的石灰庙,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和个体数量较高;另一组为以人工植被区为主的石龙庙和新街镇,物种均匀度指数较高;（3）主成分排序（PCA）可以将该地区的甲虫群落分为人工植被区和荒漠植被区2种类型,反映降水和植被类型是决定甲虫群落组成的关键因素;（4）降水梯度对甲虫物种多样性有很大影响,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与降水梯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数量与降水梯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物种的丰富度与降水梯度没有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只有减少人为干扰,加强保护脆弱的原有植被,才能保护特有的昆虫种类;只有大力开展固沙造林植草,才能改善环境,提高该地区的昆虫物种多样性。     

鄂尔多斯蓑羽鹤小群体的GPS-GSM跟踪初步分析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多次发现有一个孤立的蓑羽鹤(Anthropoides virgo)小种群在此地繁殖和度夏。2015年7月,在该地区为5只成年蓑羽鹤(3只繁殖,2只非繁殖)佩戴了中国湖南生产的GPS-GSM发射器。截止到5只蓑羽鹤全部离开鄂尔多斯高原,共获得7 794个GPS位点信息。通过跟踪信息了解到1只个体在9月18日死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中西部,其余个体于9月末至10月初先后迁出鄂尔多斯高原。迁徙过程中的最快瞬时速度为93.1 km/h。4只个体迁出鄂尔多斯高原的时间和路线均略有不同。     

鄂尔多斯市生态资产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评估

鄂尔多斯市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在大规模开发丰富能源资源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也在不断加强,评估鄂尔多斯生态资产价值,是认识鄂尔多斯生态价值的关键。构建了生态资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评估的理论框架和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基于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数据,评估了鄂尔多斯市生态资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评估结果表明:(1)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质量等级以差、低、中为主,分别占比:50.74%、31.78%、6.17%,差、低、中等级的生态系统面积之和占比88.69%。(2)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资产指数为1998.19,其中生态资产指数最高的是鄂托克旗,生态资产指数为392.26,占比19.63%,其次是杭锦旗,生态资产指数为307.48,占比15.39%。2010—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资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升最为剧烈的区域是鄂托克前旗,生态资产指数上升92.72,占比19.38%,其次为乌审旗,生态资产指数上升91.04,占比19.03%。(3)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2481.71亿元,GEP约为2015年GDP总值的58.72%,鄂尔多斯市单位面积GEP为0.03亿元/km~2,人均GEP为12.14万元/人。2010—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从1975.50亿元增加至2481.71亿元,增加量占2010年GEP价值的比例为25.62%,上升趋势明显。(4)2010—2015年,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质量变化原因主要是GDP增长(P0.05),表明经济持续发展降低了当地人口对草地、森林的经济的依赖性。鄂尔多斯市生态资产指数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气候因素降水的增加(P0.001)、人口密度的下降(P0.01),以及GDP的增加(P0.01)。鄂尔多斯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城市扩张、农田开垦、退耕还林、草、湿、生态恢复、矿山开采、生态退化等。本研究根据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质量、生态资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生态保护建议与对策。     

煤粉尘沉降对鄂尔多斯高原优势植物羊柴幼苗生长的影响

随着鄂尔多斯煤矿开采的日益加剧,开采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煤粉尘沉降已成为影响当地植物生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通过近自然生境条件下的控制实验,以鄂尔多斯高原优势植物羊柴(Hedysarum laeve)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梯度煤粉尘沉降量(0—3.5 mg/cm2)对其幼苗的光合生理特性和生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煤粉尘沉降量的增加,羊柴叶片的气孔导度(Gs)、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叶片水分饱和水汽压亏缺(Vpdl)等因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净光合速率(Pn)和蒸腾速率(Tr)降低,使得幼苗的植株高度、叶片数、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降低。因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煤粉尘颗粒通过影响叶片气孔的水汽交换过程和降低叶片表面的光照强度,影响了叶片的光合生理过程,从而抑制了羊柴幼苗的生长。     

鄂尔多斯高原蒙古族食用野生植物传统知识的研究

运用民族植物学＂5W＋1H＂提问法,结合访谈方法和野外调查进行编目,研究了鄂尔多斯高原蒙古族食用野生植物的传统知识。结果：1）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食用植物22科32属50种,其中野生粮用植物14种、野生蔬菜13种、野果植物18种、野果酒植物3种、野生调味植物5种、野生薰净植物2种、催化乳制品植物1种。2）鄂尔多斯蒙古族野生食用植物传统知识包括7个方面,其中用植物薰净和消毒奶食器具的传统知识、用冷蒿催化加速油脂成分从奶子中分离的传统知识是蒙古族植物饮食文化的创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简单、快捷的＂果实＋奶食＂酿果酒文化,能够说明蒙古族祖先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的更高水平的技术和文化。食用芨芨草颖果、选用中间锦鸡儿韧皮部和白沙蒿的果实做面食粘合剂的传统知识是区域特色的文化。3）因生态环境条件的不同,山区、沙区、盐渍区和丘陵区蒙古族牧民的传统食用植物知识表现出多样性,反映了生态环境条件的多样性。4）鄂尔多斯蒙古族野生食用植物传统知识丰富了蒙古族饮食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展搜集、研究、保护和科学分析鄂尔多斯蒙古族植物传统知识的工作,将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直接影响。     

陕西铜川中三叠世原直脉蝎蛉属（昆虫纲，长翅目）新化石

本原直脉蝎蛉化石标本采自陕西铜种中三叠世铜川组下段上部（T21^2)灰绿色泥页岩,中描述2个新种,并附上产于世界各地的10个种主要特征的检索表,新种的模式标本保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     

遗鸥鄂尔多斯种群研究的最新报道*

野外工作结果表明,1993年遗鸥鄂尔多斯种群繁殖群体的数量达到9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共计1510余巢;同时桃力庙- 阿拉善湾海子对于遗鸥鄂尔多斯种群的生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出现于那里的湿地鸟类集中地反映了鄂尔多斯高原荒漠型湿地鸟类群落的特点,依据《拉姆萨公约》所推荐的评判标准应考虑将该地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鄂尔多斯高原生态过渡带气候特殊性和气候植物生长指数与畜牧业生产动态分析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典型的生态过渡带,气候变化明显,系统反应敏感,因此,现有的主要用于植被和气候空间分类的有关植物与气候关系的模型和指数,均不适合用于鄂尔多斯高原生态过渡带气候。植物动态分析。为此,本文利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伊金霍洛旗３９ａ（１９５３－１９９１）气象资料,分析该地区的气候特点,构建一个可用于描述生态过渡带气候特征的气候植物生长指数,并用与植被动态密切相关的天然放牧条件下（１９５８－１９７９）,该旗牲畜的存栏数和出栏数的历史资料代替植被动态资料,进行鄂尔多斯气候植物生长指数与天然放牧条件下牲畜的存栏数和出栏数的动态分析,构建其ＡＲＭＡＸ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高原气候敏感易变,降水年际变化大;高原光、温、水配合并不完全一致,光、温超前,降水滞后,天然植被生产力不高;气候植物生长指数与畜牧生产的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在天然放牧情况下,主要依赖于牧场植被长势的畜牧生产与气候－植物生长指数密切相关,说明构建的气候植物生长指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气候与植物生长的关系￣（６－８）。     

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MIS3阶段的植被与环境

鄂尔多斯高原拥有我国最早发现的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旧石器遗址,是系统研究东亚现代人演化及动因的重要地区。乌兰木伦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岸,发掘出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炭屑,遗存埋藏的14C年代在41.4~33.1 cal ka BP之间,属MIS 3阶段中期。花粉和木炭化石记录显示,早期为灌丛-草原,晚期为典型草原植被,气候温凉偏干,较现今相对温暖湿润,胡颓子属和霸王属等小乔木和灌木作为先民使用的薪材。MIS 3阶段相对暖湿气候有利于人类的繁衍、扩散和交流,可能是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大量人类活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