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和相对价格法构建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综合指标并分析其变动趋势,随后利用锡尔指数和Moran指数分析其空间特征,最后基于ECM-GMM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其变动的显著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2~2007年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呈波动式平缓增长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稳步提高、逐步降低、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全国和地区间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区域差异呈增长趋势,其空间相关性则由负空间相关演变为显著正空间相关,上海、江苏和浙江成为中国目前省际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省份的显著集聚区;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比重、金融资本市场和国内市场规模是影响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显著性因素。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

提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以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作为测度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变量指标,应用标准差 (δ)和变异系数 (V)、相对发展率(Nich)以及离差(D_i)和比率(G_i)等计算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其省际差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953~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不断增大,并呈阶段变化特征;从空间特征来看,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从静态和动态上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并可以将31个省区划分为强响应型、较强响应型、中等响应型、较弱响应型以及弱响应型5种区域类型;城市开发强度是影响我国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差异的主导因素。     

中国风景名胜区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潜力空间测度

基于旅游系统的区域开放性,从省内、省际两个角度出发,对国家级风景区的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和市场潜力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风景区离散或集聚的规律性分布,使整体可达性区域差异性明显,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由南北两侧向中间递增的分布格局。② 省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省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中原地区,与省内交通可达性相比,省际交通区域差异性更加明显,与航空可达性相比,铁路可达性对省际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更大。③ 整体市场潜力呈现“带—团”状聚集式分布,基本形成了以东部沿海经济带为主的“带状”高市场潜力区,中部团状聚集式的较高市场潜力区,以及西部偏远低市场潜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省内市场潜力相比,省际市场潜力区域差异性更大,不同区域、种类的风景区省内、省际市场潜力优势不同。④ 旅游实际市场与市场潜力发展核心区空间错位明显,实际市场核心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市场潜力核心区则相对靠北,集中在中原及京津冀地区。     

山东省省际边界地区发展研究

省际边界地区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对于区域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山东省省际边界地区的特点，并根据康维斯（P.D.Converse)断裂点理论，对山东省及周边中心城市的引力范围进行了计算，比较分析了目前山东省省界城市和省内城市吸引范围及竞争力差异，提出了山东省发展省际边界地区的相应对策。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

采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行政区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20世纪90年代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存在着边界效应;从变动态势上看,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加的趋势,同时,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减少。最后,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演变的原因。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分散化态势,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迁入地由广东省“一枝独秀”向多极化演变,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成为新的四大迁出地。利用净迁移流构建的省际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紧凑化和均衡化趋势;迁移流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地区,但新增加迁移流集中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强度和方向,可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种类型。省际迁移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城乡人口结构,通过不同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00-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增加的贡献占到了18.13%。     

中国省际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互动格局——基于2-模网络分析

入境旅游市场的整体格局与特征是制定入境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2-模网络分析建立了中国省际入境旅游客源国市场隶属网络,采用中心度和奇异值分解法进行分析,从O-D互动视角审视各省(市、区)在全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和作用,分析省份—客源国、省(市、区)之间的互动格局。结果表明：①从各省(市、区)来看,入境游客规模优势并未带来相应的客源市场互动结构优势,通过与核心客源市场建立普遍的市场联系,使各省(市、区)的中心度得分较为一致;另一方面,韩、日、美等客源大国则成为隶属网络中的结构核心,成为连接不同省(市、区)的关键角色。②入境旅游客源国市场互动结构中存在3个特定的市场组团,即亚欧+多区域均衡组团、俄罗斯+南北联动组团、欧美+口岸—内地中转组团,这成为遴选市场开拓对象和合作省份的重要依据。本文相关结论可为各省(市、区)优化入境旅游客源国市场营销组合、组织旅游产品等提供借鉴。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中部六省城乡人口异速生长过程分析

分析中国中部的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西6省1949~2007年的城市化进程表明,6个省区的城市化过程大致相同,呈现出"J"型增长态势,实际可以看成"S"型增长的局部形式,说明6省区的城乡人口替代过程基本具备城乡人口异速生长过程的一般规律。由于1977年以前的数据波动较大,城乡人口替代过程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因此,选取6省区1977年以来的城乡人口异速生长过程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显示:6省区城乡人口异速生长过程均可分为正异速生长阶段和乡村人口衰退阶段,转变年份出现在1994~2000年。不同之处在于安徽与河南两省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城乡人口替代过程,阶段转变较早;江西省和山西省相似,转变时间较晚;湖南省在转变时呈现出微小的波动;湖北省始终呈现出较强的波动状态。这种结果在理论上验证了城乡人口异速生长过程具有维度不变的性质,在实践上证明了中部六省的城市化进入了乡村人口衰退的质变阶段。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