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权之本质——兼论我国私法的建构基础

鉴于传统的权利本质学说均无法全面的指出权利的所有特征 ,对于权利本质之研究采要素解释学的方法较为合理 ,研究权利之本质实际上就是确定何种要素为最核心、最基础之要素 ,就是确定权利概念的中心词。私权之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要素应为自由 ,这是由私权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 ,私法建构之权利本位要求私法建构应以自由为本位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法上私权的梳理

行政法同宪法、刑法等法律一样,被公认为公法。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片面的,而且也与当今行政法私权发展的能动态势不相吻合。实际上,行政法并非是纯粹的公法,准确地说,它是带有私权文化色彩的公法。行政法的真正精神在于:通过抽象的公权来维护具体的私权,私权是其本源与归宿。行政法上的私权主要分为:自主性私权、请求性私权、沟通性私权、参与性私权和救济性私权。每一类私权中又包含一些具体的私权。     

税收调控的合法化与私权的保护

税收调控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税收调控不仅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目的,也要注重对私权的保护。这是宪政的要求,也是法治国的体现。中国目前税收调控的失范状态,不仅导致了税收调控脱离了合法性,而且屡屡造成对私权的侵犯乃至践踏。因此,税收调控必须依法进行,走合法化道路,包括税收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化,依据的合法化以及程序的合法化等。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从传统著作权法到现代著作权法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源自法律文明中的私法传统,其具有的诸多公法内容如凸显公私法交融结构、特许制与登记制、救济机制的行政优位等,都为近代著作权法打上了时代印记。随着互联网在各国的发展,中国著作权法面临观念的更新与实践的挑战。鉴此,国家文化管理在著作权领域应明晰公私法各自的逻辑理性,避免公私权混同替代;重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著作权人、文化企业和行业的价值定位,倡导以民法思维规范版权流转新问题,在数字权利与国际化实践中,开放立法,推动国家文化事业的大发展。     

法人名称权法律性质研究——基于私权二分法的角度

依权利客体与人格之关系不同,私权分为人身权与财产权。当人格权客体由人身“降格”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财产权,得为让与之标的。因此于法人名称之上可以成立二种不同权利,当名称为人身之一部时,其上成立法人名称权;当名称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无体财产权。故“混合权利说”应予抛弃,关于法人名称权定性的其他学说亦有失偏颇。     

论依法行政的认识基础

依法行政的认识基础是行政法学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辩证,对现实中破坏依法行政认识基础的原因进行剖析,以便在实践中巩固依法行政认识基础,促进依法行政。     

论经济法中的私权保护

在市场经济中 ,经济法是确立市场秩序的保障。经济法保护私权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是效率的要求。在经济法中 ,保护私权具有特殊的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集团诉讼制度、民告官的民事诉讼制度。这些成为政府干预市场 ,维护市场的有效手段。     

论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

为了防止官吏行政权力的滥用,在私权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法律对官吏的权利进行了系列限制,具体表现在购买权、贩鬻权、借贷权、婚娶权等私权的限制上。其私权的限制具有范围广泛性、职权相关性,违规处罚严重性等特征。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强化公权、保护国家利益,保障民众私权、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