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对野鸭数量分布的影响

环境是动物生存的基础，人类的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直接导致动物种群数量的变动。通过渭河咸阳段气候、水质、水域面积、植物等环境因素的改变对野鸭数量分布影响的调查，表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数量减少，分布区域缩小。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渭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水质污染、退耕还草等环境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动物的生活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随之增加。     

底泥扰动对上覆水中磷形态分布的影响

通过室内试验模拟底泥受持续和间歇扰动的过程.探讨了扰动作用对上覆水中不同形态磷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持续扰动和间歇扰动显著促进了上覆水中的溶解态磷向底泥迁移.持续扰动与间歇扰动作用下,上覆水中溶解性无机磷(DIP)分别在第6h和第24h达到平衡状态,为0.014mg.L-1和0.015mg.L-1.显著低于对照试验(0.04mg.L-1);而溶解性总磷(DTP)则在第6h和第48h达到平衡状态,为0.047mg·L-1和0.045mg.L-1,显著低于对照试验(0.065mg.L-1).持续扰动促进了颗粒态磷(PC)的释放,扰动6h后,PP达到最大值(9.18mg·L-1).随后下降.第24h后,PP稳定在2.18mg·L-1左右;而间歇扰动作用下,第2h,PP达到最大值(2mg·L-1),随后下降,第96h后,PP稳定在0.093mg·L-1左右.扰动作用下,TP的变化规律与PP一致.与初始状态相比,持续扰动和间歇扰动作用下,DIP/DTP、DIP/TP、DTP/TP显著下降,而上述该值在对照试验中则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扰动导致的底泥再悬浮有利于降低上覆水中溶解态磷的含量.     

岷江上游大沟流域驱动植被退化的人为干扰体研究

研究了岷江上游大沟流域内的人为干扰体,分析了干扰的类型、强度、频率及其时空变化特征,揭示了不同干扰类型及其特性对植被退化的作用、干扰体与人口增长、植被退化等的关系．结果表明：大沟流域人为干扰类型多达８种,但优势的干扰类型是砍伐薪材和牲畜放牧．从近３０ａ的干扰强度变化看,以８０年代初的干扰强度最大,并在近２０ａ内保持很高的干扰强度水平;干扰强度的年内变化表现为春末、夏、秋大而冬、早春小．近４０ａ来的干扰频率愈趋增高,年内表现为春秋季干扰频率最高,夏季中等,而冬季最小．人为干扰的空间差异十分明显,反映出人为干扰的现状及其对植被的破坏强度差异,即由村寨向沟尾和高海拔区、由近及远、由低到高,形成“钟形”干扰格局．认为大沟流域植被的严重退化是所有人为干扰长期共同驱动的结果,与该区人口及其需求迅速增长密切相关．结果还表明,不同性质的干扰对植被的影响作用具协同性,同一干扰体长期连续对植被的影响具累加和放大的作用     

兰州大石鸡不同生活史阶段栖息地选择的初步研究

大石鸡不同生活史阶段选择不同的栖息地．集群期选择坡度小、低海拔、东向的山坡和坟地．配对期选择坡度３０～６０°、海拔居中的栖息地,选择的栖息地范围较宽．产卵期多见于坡度小、地面环境异质性小、海拔高的农田和山坡．育雏期选择植物丛密度低、坡度小、海拔高的山坡和农田．繁殖后期选择植物丛密度低、低海拔、东向的山坡和沟底．不同生活史阶段植被覆盖度、植物高度、环境类型和坡向差异不显著,坡度差异显著,植物丛密度、海拔高度和地面环境异质性差异极显著．在各环境因子中,只有地面环境异质性对大石鸡栖息地选择的影响较显著．地形、食物和气候可能是影响大石鸡栖息地选择的根本因素．     

船舶螺旋桨射流对湘江河床底泥扰动影响分析

船舶航行时螺旋桨产生的射流会对河道水流产生扰动,这种扰动是否能引起河床底泥的再悬浮需要更深入的论证分析。通过对比分析螺旋桨射流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以湘江典型河段为研究对象,结合实船测量结果和此段河流地质资料,探讨了螺旋桨射流对湘江长株潭段河床底泥扰动的影响,并对此段河床底泥起动和悬浮条件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周围环境流速较低的条件下,螺旋桨射流初始速度、河床水深及泥沙粒径是决定泥沙是否运动的主要因素。湘江长株潭河段已基本库区化,大部分河道平均水深远大于航道的标准水深2.8 m,河床泥沙平均粒径大于0.87 mm,其中细颗粒泥沙很少,由于螺旋桨射流断面平均流速小于泥沙起动流速,悬浮指标计算值远大于4,因此可以判断船舶正常航行在该段河流时底泥难以起动和再悬浮。     

Effect of forest fires on the avifauna of the Northern Amur Region

To reveal the effect of forest fires on the avifauna of the Northern Amur Region, bird assemblages of primary dark conifer-deciduous forests, wild rosemary larch forests, and secondary larch-birch forests have been studied in the Komsomol’skii and Norskii nature reserve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primary dark conifer-deciduous forests by secondary forests is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bird population density, with some species being lost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group being changed. On the other hand, fires lead to increasing patchiness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can sometimes provide for an increase i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80—2015年京津冀地区雁鸭类潜在栖息地连接度变化及驱动因素

近几十年来,京津冀地区湿地面积萎缩,生态功能下降,严重影响了湿地水鸟的栖息地质量及栖息地间的连接,对水鸟类的迁徙、繁殖产生较大干扰,为了从整体上定量分析近几十年来湿地栖息地质量及连接度的变化,采用MaxEnt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最大熵模型）,基于京津冀地区雁鸭类的出现点和环境因子反演其潜在栖息地,并根据图论法原理,利用ECA指数（equivalent connected area,等效连接指数）,度量1980-2015年潜在栖息地连接度的变化.结果表明:①1980-2015年京津冀雁鸭类潜在栖息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6 898 km2减至2015年的3 764 km2,减少了45.0%,其中,低适宜区面积降幅最为明显,为50.5%;2009-2015年高适宜区有增加趋势.②1980-2015年雁鸭类潜在栖息地连接度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的连接度下降速率大于2000年以前;潜在栖息地连接结构的空间分布有向环渤海地区转移的趋势,连接结构变化最为明显的区域为京津冀中部平原地区.研究显示,区域气候趋暖变干、水资源的供需失衡、水利工程设施建设以及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是潜在栖息地面积与连接度下降的主要影响因子,而近些年保护区的建立及生态补水措施等生态保护政策对高适宜区的退化有一定缓解作用.      

冬季衡水湖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湖泊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对有机物和营养盐的转化起着重要作用,其群落结构也会受环境因子的影响。为探究冬季衡水湖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分析衡水湖不同湖区表层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多样性及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湖区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多样性表现为湖北区>湖心区>湖南区,湖北区与湖心区沉积物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在门水平上,湖心区沉积物中绿弯菌门（Chloroflexi）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湖区,这与湖心区有机污染严重有关;在属水平上,湖北区沉积物中P9X2b3D02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湖区,说明该菌属更适宜在水生植物丰富的环境下生长繁衍。有机碳（TOC）浓度是衡水湖水体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键影响因素,TOC浓度与微生物菌属相对丰度的高相关性与沉积物有机污染严重有关。

     

三峡水库补水调度对东洞庭湖典型沉水植物生境适宜性的影响

沉水植物是东洞庭湖水生态修复的重要物种,水深是影响沉水植物生长的关键因子之一。为定量描述三峡水库不同补水调度方式对东洞庭湖典型沉水植物生长生境的影响,以刺苦草（Vallisneria spinulosa）为目标物种,利用物理栖息地模型建立三峡水库补水调度期间不同出库流量与东洞庭湖刺苦草生长生境加权可利用面积（WUA）的关系。结果表明：刺苦草生长生境的适宜水深为0.2~1.8 m,最适宜水深为0.5~1.0 m;三峡水库实施补水调度后,东洞庭湖刺苦草生长生境的WUA整体呈现均匀上升趋势;三峡水库补水调度期间,出库流量为5 500~10 500 m³/s时,刺苦草生长生境最适宜水深范围对应的WUA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出库流量为9 500 m³/s时WUA最大（74.46 km²）,可认为刺苦草生长最适宜出库流量为8 500~10 500 m³/s。研究成果可为通过三峡水库生态调度进行东洞庭湖水生态环境恢复及保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