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自然保护区震后小型陆栖脊椎动物调查

小型陆栖脊椎动物是一类稳定、灵敏、高效的环境指示动物,将它们作为生态环境变化的指针具有诸多的优越性。通过围栏陷阱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小型陆栖脊椎动物在原始竹林与人工竹林中的分布情况展开调查,进而对保护区内小型陆栖脊椎动物资源现状进行评估,并科学地评估我区震后的生态环境。本次调查共记录到小型陆栖脊椎动物物种5目7科15种,其中两栖类2目2科2种,爬行类1目1科1种,小型兽类2目4科12种。采集的样品数量达到316只。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腹角雉适宜栖息地与活动节律研究

收集了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4—2019年红外相机调查中采集到的红腹角雉相关信息,使用物种分布模型(MaxEnt)预测红腹角雉在保护区内的适宜栖息地;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其在春夏秋冬四季活动节律差异.结果表明,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模型预测的红腹角雉潜在适宜栖息地面积为430.38?km2,占保护区总面积...     

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观察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羚牛和水鹿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和水鹿(Cervus unicolor)在天然盐井的活动进行初步观察。结果显示:羚牛和水鹿在水源的使用上具有明显的等级序位,并会利用地形进行争夺。水鹿种群扩大会缩短个体用于警戒的时间,鹿群也会在水源地停留更久。羚牛花费在警戒行为中的时间比水鹿少。2种动物在种内及种间的冲突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羚牛和水鹿具有不同的集群类型,但都由雌性引导种群的活动。2种动物的未成年个体跟随母体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均超过1 a,水鹿母幼之间的亲昵行为频率要低于羚牛。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全天候观察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并可以进行视频回放。该系统在卧龙的应用增加了对羚牛、水鹿生态学和行为学的认识,有利于保护这2个物种。     

卧龙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为了调查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肠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笔者采集境内野生动物(包括大熊猫在内的12种动物)粪便样品共75份,采用饱和盐水漂浮法和沉淀法镜检,同时基于SSU rRNA序列的PCR扩增方法检测芽囊原虫。调查结果表明,保护区内12种野生动物的寄生虫总感染率为48.0%(36/75),感染的寄生虫种类有线虫、绦虫、芽囊原虫、吸虫、螨虫、球虫、滴虫,其中线虫阳性率最高,为30.7%(23/75);PCR检测发现水鹿、中华斑羚、毛冠鹿、中华鬣羚和林麝感染芽囊原虫,感染率为12.0%(9/75);序列比对分析表明,9份芽囊原虫来源于5个基因亚型,分别为ST1(1)、ST5(2)、ST13(2)、ST14(3)、芽囊原虫属(1),其中ST1、ST5为人兽共患亚型。据笔者所知,这是关于水鹿、毛冠鹿感染芽囊原虫的首次报道。本调查显示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感染肠道寄生虫的情况较为普遍,且存在人兽共患芽囊原虫亚型感染的风险。     

浣熊源粪肠球菌的分离鉴定与耐药性分析

为探究从四川某动物园1例病死浣熊肝脏中分离到的1株细菌的特性和耐药程度,本试验采用病原分离、革兰氏染色、生化鉴定、16S rRNA测序、致病性试验、药敏纸片扩散法及耐药基因扩增的方法对该分离株进行了形态学及生化鉴定、致病能力和耐药程度分析。结果显示,分离株在普通LB培养基上呈现表面光滑、圆形凸起、边缘整齐、针尖大小的半透明菌落。经革兰氏染色在油镜下观察到蓝紫色球菌,测序结果与GenBank登录号为KY003107.1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的同源性高达99.5%,形态学与生化鉴定特性与粪肠球菌特性相符。致病性试验表明,该菌可导致肝细胞肿胀、变性,具有一定的致病能力;药敏纸片和耐药基因扩增试验表明,该菌对14种常见的抗生素头孢西丁、头孢哌酮、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头孢噻肟、氨苄西林、卡那霉素、链霉素、奈替米星、丁胺卡那、阿奇霉素、红霉素、多西环素、四环素耐药,仅对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中度敏感。四环素耐药基因tetC检测为阳性;tetM、tetA检测为阴性,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aac （6'）/aph（2″）检测为阳性,aph（3'）-Ⅲ、ant（6）-Ⅰ检测为阴性;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ermB检测为阳性,ermA、ermC检测为阴性;万古霉素耐药基因vanA、vanB和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TEM检测均为阴性。该试验从浣熊肝脏分离的粪肠球菌表现出多重耐药特性并具有一定的致病能力,结果可为动物园临床肠球菌感染的病例提供一定的药物选择参考,制定合理的感染防治方案。     

人为干扰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栖鸟兽多样性的影响

利用2017年4月—2018年4月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数据进行空间关联性分析,探讨人为干扰对野生地栖鸟兽的影响。数据显示：保护区内有4种人为活动,包括村民进山,放牧家养黄牛、家养山羊和家养牦牛。村民和家养黄牛与低海拔网络（LAN）的野生地栖鸟兽,家养牦牛与高海拔网络（HAN）的野生地栖鸟兽产生了空间关联,家养山羊与野生地栖鸟兽没有空间关联。分析发现：（1）人为干扰对野生地栖鸟兽多样性有较大影响。（2）村民与野猪（Sus scrofa）、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存在资源竞争关系。（3）黄牛与野猪、红腹锦鸡、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竞争相同资源。（4）牦牛与赤狐（Vulpes vulpes）、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岩羊（Pseudois nayaur）、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存在食物和生境资源竞争关系。基于此,建议保护区管理部门严格限制村民进山和放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