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法与佛道教——以唐宋明清律典为例

中国古代统治者惯用刑法来规范与佛道教有关的一些问题。唐律、宋刑统、明律和清律中多处涉及确定僧道的法律地位、禁止擅自充任僧道、保护佛道神像、打击诬告僧道和诬告僧道行奸的行为等 ,但实际生活中仍有大量僧道犯罪 ,其中包含谋杀、行奸、抢劫、诬告等。与其他古代东方国家相比较 ,中国古代刑法中宗教方面内容有自己的特点 ,主要与我国古代宗教、政治状况有关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期“大讲堂”讨论了两大话题,一为“司法公正”,一为“清官情结”。“司法公正”曾被称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墙,故呼吁和期待“司法公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司法公正,本期的3位专家各抒己见,肖中华研究员更是提出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实现司法公正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的观点,给人以启发。至于“清官情结”,国人自古就有,但为何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这一情结挥之不去呢?请看专家是怎样分析的。     

漫谈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与不公

正中国古代就追求司法公正,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采取了相关措施。同时,中国古代又无法杜绝司法不公,其背后还存在深刻的原因。中国古代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论,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理论还与时俱进。早在西周时期,     

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

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有其特有的意义,即有利于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发展地方法文化以及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等。前世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行政区划、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定的一些成果,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中国地方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史等。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有多个,主要是研究队伍开始壮大、研究资料开始增多、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等。今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研究地域分布不均,研究成果疏密不匀;研究资料没有充分发掘,还有资料未被充分利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为了推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重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整合、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     

“五听”的当代价值

<正>“五听”制度的核心是司法官从被审判人的五种外部表现,发现其心理活动,最终是为了辨别口供的真伪。这在中国古代,有其特殊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这一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其中就包括“五听”制度。     

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的刑法法条解释之比较——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

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对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刑法法条解释的比较以后可以发现,它们有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刑法原则、罪名和刑罚等的解释十分相似。同时,在解释主体、解释结构和解释效力等方面存在相异之处。这些相似、相异之处还有自己形成的原因。形成相似之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相似的解释宗旨、解释技术。形成相异之处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即相异的历史时期、相异的法制。经过这一比较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这种解释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经学。从中亦可见,中国古代经学影响之深远。     

论上海租界法制的差异

同在一个城市的上海租界法制有差异,主要表现为:适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立法方面的差异和司法方面的差异。究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章程方面的原因、司法习惯方面的原因和管理传统方面的原因等。上海租界法制的差异还造成了一些后果,主要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不便、给规避法制行为开了方便之门、给法制借鉴提供了机会等。上海租界法制的这种差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破坏了上海法制的统一性,使中国人缺乏法制的预期,有损法制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则为借鉴上海租界法制提供了机会和选择,有利于以后对中国华界法制现代化的认同和推进。     

回首九八股市:非牛非熊的平衡市

1998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比较平稳,但并不平静。二级市场没有走出像前两年那样波澜壮阔的行情,但也峰回路转,有声有色。资产重组在创造或企图创造一个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话的同时,不断给股市注人活力,几乎成为贯穿全年的炒作题材。高科技使投资者在迷茫中隐约看到了股市的希望。在独当一面地成为炒作题材的同时,资产重组和高科技又相互呼应。正是它们,再加上其他一些被频繁转换的局部热点,使1998年的股市值调整而不深坠,逢利好而欲走高。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减少四成1998年的市场扩容通过发行新股、发行债券（包括可转换债券）、配股…     

诊所法律教育与相关法律教育关系论纲

诊所法律教育是现代法律教育的一种形式。推行诊所法律教育,首先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传统法律教育、法律教学实践、律师实务等相关法律教育模式的关系,以促进诊所法律教育的健康发展,完善我国的法律教育。     

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

一、转型时期与法治建设 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促进了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国家权威的转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法制时期.30多年来,中国历经了经济、治理方式和社会的转型.在这些转型期中,法治也在不断建设和发展并逐渐提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