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转让中的交易风险规避问题分析——“老鼠爱大米”一案所引发的思考

不久前,一起音乐作品的版权归属纠纷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沸沸扬扬。在这场纠纷中,当事人之一即是目前极具人气的网络歌手杨臣刚,而纠纷的起因则是对其创作的那首已被人们所广为熟知的歌曲《老鼠爱大米》的版权争夺。由于当事人以及歌曲的新闻     

著作权准占有的法律意义及特征分析

著作权能否被占有,又如何被占有?这是一个在有些学者看来多少有些荒唐的问题。至少,将原本属于物权领域的占有制度与著作权相联系,乃是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众多的物权法理论教科书中,     

论“初始兴趣混淆”的法律规制

就“初始兴趣混淆”的性质而言，其与传统的“售中混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止商标识别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商标法的规制范围。而在“初始兴趣混淆”的认定问题上，商标法也无需为此单独创设有别于传统混淆理论的评判规则，只要法律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点妥适协调商标权人与竞争厂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初始兴趣混淆”理论将会对商标的识别功能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     

论商誉与商标的法律关系——兼谈商标权的自由转让问题

从创建商誉的过程看，商誉具有整体性、依附性、专属性以及流变性等四方面的特性。与商誉的这四方面特性相适应，商誉与商标之间所呈现的是一种彼此独立但又交互影响的关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商誉对于商标价值的形成、利用和保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并非是决定商标权确立和保护的根本基础。而在商标权的转让方面，虽然商誉无需与商标权一并发生移转，但其仍对商标权的转让起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商标与商誉关系的再思考——由 “王老吉”商标的法律纷争说起

尽管商标与商誉在经济生活中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既非不可分离,也不存在"主仆"关系,而应当是两种交互影响的竞争性资源。就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王老吉"商标纠纷来说,如果加多宝公司今后真的无法继续使用 "王老吉"商标,那也绝不意味着其之前辛苦创建的商誉将因此被广药集团所无偿攫取。对后者而言,其在这场纷争中的"不劳而获"仅体现为,借加多宝公司之力令 "王老吉"商标获得了突出的显著性以及日益强大的识别功能。     

我国商标权法定赔偿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当前在商标司法实践中普遍将法定赔偿作为侵权判赔的主导性方法,这一现状与商标侵权案件的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利人举证不能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能够使商标权法定赔偿获得更加规范的适用,我国商标法应当进一步明晰商标权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同时还应就侵权情节轻重的判断、涉案商标价值的高低以及侵权过错程度对法定赔偿的影响等问题尽快形成统一认识。     

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出现 ,是作品数字化传播技术兴起以后著作权人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 ,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必要的。然而 ,该项技术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著作权人与公众之间的原有利益平衡的格局。为此 ,在对控制访问技术措施加以保护的同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因此给公众合理使用作品造成的不便。通过对规避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例外情形的规定 ,可以很好的恢复利益的平衡。     

论我国商标法确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商标法并未给不当得利请求权预留出独立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此举对商标权人利益的保护殊为不利.为进一步加强对商标权人利益的维护,应在商标法中对不当得利请求权做出单独规定,并结合商标侵权的具体类型,对不当得利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妥善的规制.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特征及其制度启示

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是因应现实困境与法律调整需求的必然结果,意味着集体管理组织角色身份的变化和功能的拓展。在集体管理组织的对外活动中,其与作品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已然超出了信托范畴,与作品使用者也并非截然对立的利益博弈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推动公益事业进步、实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公共角色。我国当前正值修订《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之际,应当对著作权集体管理“趋中间化”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求有所考虑。对此,立法应进一步扩张著作权集体管理内涵,以便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发展提供必要制度空间和明确法律指引。     

论作品中的人物商品化权

商品化权是知识产权法学界在近几年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与之相关的案例在我国也陆续出现，如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状告北京出版社及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侵权案，“三毛”形象纠纷案等。虽然法院最终均以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为由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由此引发的法学界探讨却远未停止。何谓商品化权?著作权法是否为保护商品化权的最适宜的法律等理论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