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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旺综合征(Morvan's syndrome)是由获得性神经性肌强直(肌肉不自主抽搐以及肌肉僵硬),肌无力,严重失眠,过度出汗和由脑病引起的意识模糊、幻觉和认知功能障碍组成的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伴有抗电压门控钾通道(voltage-gated potassium channel,VGKC)抗体异常,抗VGKC抗体包括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contactin-associated protein-like 2,CASPR2)抗体、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蛋白1(leucin-rich glioma-inactivated 1 protein,LGI-1)抗体及其他抗体[1-2]。本病症状形式多样,易被临床医生忽视或误诊为抑郁障碍、睡眠障碍、代谢性疾病等,早期诊断与免疫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目前国内对本病研究较少。本文报道1例误诊为抑郁症的莫旺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及诊治经过,结合文献对该病进行复习,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莫旺综合征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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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高频超声诊断儿童肠系膜淋巴结炎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1月到2016年1月于我院就诊的儿童肠系膜淋巴结炎患者共4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在40例患者入院后,首先给予患者高频超声检查,其次给40名患者作血常规检查,待患者做完两种检查后,比较40例患者两种检查的检查效果,判断高频超声检查在诊断儿童肠系膜淋巴结炎的临床价值。结果:观察组40例患者在接受高频超声检查及治疗之后,4淋巴结明显肿大15例,纵横比均大于215例,伴丰富的血流信号且RI为0.53~0.639例,检出率为97.5%,40例患儿在接受血常规检查后,白细胞数增多的32人检出率为80%,40例患者高频超声的检出率要明显高于血常规检查,两种检查结果比较具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临床上在诊断儿童是否患儿童肠系膜淋巴结炎这类疾病时,可以采用高频超声诊断的检查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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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玉树地震后不同人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生情况。方法:抽取震后灾区人群、其非灾区的亲属人群、灾区救援人群及非灾区人群为对象,每一人群进行随机分成两组,第1组每周进行1次集体心理干预;第2组每周进行3次集体心理干预。采用PTSD检查量表平民版(PCL-C)、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不同人群在3个月、6个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各人群在干预3个月和6个月均检出PTSD、焦虑症、抑郁症。各人群中第2组干预6个月时PTSD、焦虑症、抑郁症检出率明显低于干预3个月时(P均0.05)。结论:震后不同人群均存有PTSD、焦虑症、抑郁症发生;随着时间推移及积极干预可明显降低其发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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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缺乏以及精力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境障碍。其中,负性自动思维是面对压力个人信息处理偏差的结果,通常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认知错误,同时也体现出对自我、未来以及世界的消极想法,被认为在抑郁症的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导致抑郁症负性自动思维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神经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人格因素,其中神经生物学因素主要包括基因变异(小脑素1、合成营养因子β1)、单胺类神经递质(多巴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改变、某些脑区(外侧眶额、颞叶皮层和前额叶)功能变化、脑结构(海马区和海马旁回)改变、认知控制网络异常等,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人格因素主要指特定的人格特质,如高能力紧张、低自我力量、低自我接纳、易于内疚、元情绪能力低等。对抑郁症负性自动思维的危险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可为进一步探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以及更好地评估和干预抑郁症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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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12~18岁)是个体从不成熟迈向成
熟,面临自身与外界巨大变化的阶段[1]
。该时期个体需
要面临生理和心理上的快速变化。伴随着性意识的觉
醒及自尊心的提高,青少年开始愈发在意外界对自身
的评价,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提高,对自身的控制
力减弱。在这个过程中,部分青少年会逐渐习得合理
面对自身及外界变化的方式,平稳健康地渡过这一时
期;但也有部分青少年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合理面对
上述变化,进而产生一系列情绪问题,最常见的便是青
少年抑郁[2]
。患有抑郁的青少年轻则感到对人际关系、
日常生活不满意,造成痛苦的内心体验;重则会在长期
痛苦体验下,因看不到希望或一时冲动而产生自伤、自
杀行为,危及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随着青少年抑
郁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给我国乃至世界造成了较大的
疾病负担[3-4]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心
理学方面的热点问题[5]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青少年抑
郁防治的重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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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1年10月-12月在甘肃省兰州市重粒子医院工作的162名一线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定。结果 共144名医护人员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者分别有17人(11.81%)、19人(13.19%)。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员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602,P<0.01);不同职业、是否有抑郁家族史以及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员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486、4.039、7.526,P均<0.05)。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抗疫工作时间长者焦虑检出率更高,医生、有抑郁家族史以及抗疫工作时间长者抑郁检出率更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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