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汉语诗歌审美范式研究的必要性

百年汉语诗歌的发展,有不少艺术思想、美学旨归,曾一度影响了写作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对百年汉语诗歌拥有相对稳定的美学认知,具有示范工具意义。这些艺术思想、美学旨归是承载了历史情感与历史内容的公认“模式”,它们从纷乱的现实存在,到生成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阶段性存在形态十分明显。对这些审美范式展开研究,意味着为百年汉语诗歌的审美文化记忆建档。     

张枣诗的诗意隐藏

张枣的诗,其开阔的情感空间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诗情的自由发展提供了颇具生长性的可能,其有效的诗意隐藏也使文本始终处于流动不居的"召唤结构"中,而这一切均有赖于意象活动所带来的弹性与张力。     

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变革

唯物史观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以永恒的观念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是不断地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用辩证观分析现实的社会存在,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水平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水平都处在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因而两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具有相对的历史同一性,即: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存在性之“自然”之无极（注:商品经济的历史存在性必将导致社会竞争机制的历史存在性即市场经济的历史存在性。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扬弃“大锅饭”机制、促使企业走向市场经济已成了势在必行的客观趋势,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中国纯诗的音乐本体意识

中国纯诗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的整体追求里,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形式,这是他们苦心寻找的"纯然的"现代诗.在这个诗形里,诗人们刻意抛开惯常倚靠的音律,力图用情绪的节奏组织诗的内在结构.表面上,"现代"诗人这种"纯然的"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宗旨有着一定的偏差,但实际上,"现代"诗人努力打造的中国纯诗并没有放弃音乐性,他们强调的"不用韵脚,不受格律的束缚",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音乐的"缺席"与音乐性的"在场".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西诗经验与现代诗教学

在现代诗的教学中,无论帮助学生准确理解作品,还是梳理中国新诗传统的文化资源,教师的西诗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就当下现代诗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言,教师缺少相应的西诗文化背景与审美经验,是现代诗教育遭遇的主要困境。     

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尘埃落定》散论

文章主要探讨了《尘埃落定》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作者认为，无论是文本潜藏的分裂性，还是“能指”的幽婉表达、“所指”空间的审美内蕴，作品都为反讽叙事提供了多重的阐释途径，其反讽构成中的言与意的错位与悖反拓展了审美话语信息的意义边界，反讽与隐喻的纽结也为作品的诗意、智慧创造了无限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