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诗:诗意·诗思·宗教与艺术——评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

笼统而言,或许只要用“禅与诗”、“诗与禅”三个字就可以标出中国禅学与诗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融通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所涵括的内容了,正如批评家常举出“以禅喻诗”、“以诗寓禅”、“以禅入诗”、“以禅品诗”等标目来总结一样。确实,佛学东来,三教融合,中国文化在选择、融通、同化与变异的发展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化佛教禅宗的产生以及诗、禅的交融契合更是其中最精妙玄微、最复杂多绪,同时又是最富华美的篇章,要在宏观上从各个层面去勾勒描画,在微观上从多种点面上去分析评论,从历史发展上把握诗禅精神,并非容易之事。更何况,“一说即俗”是禅家的不二法则,所以,人们常常用模糊的     

哀莫大于僵化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 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三中全会公报 人常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照抄老谱,在这方面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也吃尽了它的苦头。 《书·洪范》就告诫人们:“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法古无过”,也是流传已久的古训。总而言之,不管实际情况变化如何,照抄老祖宗的一套没错。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抄也越来越系统化、制     

随感录

人类历史的前进,总是伴随着血和泪的。因为,在它前进中矛盾的解决,总是靠那先进集团各个成员的自觉的献身精神。正是他们的鲜血冲刷了人类社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的昆体筑成了历史前进的阶梯。 社会前进中的困难,犹如船在航行中遇到风暴一样,有的不怕困难,不畏险阻,同心协力,迎着风浪前进;有的却袖手旁观,唉声叹气,一味愤慨。有的仔细检查船身的漏洞,动手堵塞;有的却百般挑剔,     

读史有感

以为伟人、圣贤就与凡人不同,这看法原也是古已有之的。 《史记》及一些古书,都记载着许多古老的传说。这些传说告诉我们,那些帝王的出生就与众不同:黄帝的母亲见电光环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舜他妈的怀孕是看见了大虹;帝喾的老婆则是踩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稷,二夫人简狄吃了燕子蛋怀孕生下契。而且这些帝王和圣贤的相貌也非常奇特:伏羲牛头,女娲蛇身,仓颉四只眼,孔子倛头,嬴政鸡胸,项羽重瞳。大概由于汉王朝统治时间长,关于刘邦的传说,更是神乎     

论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历史独特性——基于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

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其历史特色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写系统独一无二,文献书面语一以贯之,从而使文献成为文化连续的核心因素;第二是文献整体在各个方面保持稳定,始终遵循着其内在规律发展演化,反映出中国思想原则对文献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第三是"印刷资本主义"晚至近代方才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文献仅扮演沟通大小传统的角色,二者合力,加强了古代中国"古典共同体"的持续稳固。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世情与因果:十六至十八世纪通俗小说中的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建设

中国社会一般宗教生活中最普遍、最核心的观念因果报应思想,不仅是在宋以来发展兴盛的通俗文学中得到最深入的表现,而且主要通过通俗文学的加工、提炼和深化进一步反作用于社会。十六至十八世纪的通俗小说与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的思想新变相同步,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现实生活喻示现世之报的世情—因果模式,并以此参与到当时社会急切需要的新的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建设之中。其反映和建构的商业伦理既包括对商业的肯定以及对勤苦致富、公平竞争的提倡,也批判了一味逐利的风尚,并特别强调财分天定、不可强求。而其社会伦理的核心则是建立起传统道德与变泰发迹的联系法则,既强调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又始终以读书为高;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仍然极其强烈地希求科举致身。此一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因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未形成对传统的彻底突破。     

明代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编刊与世俗宗教生活——以邓志谟“神魔小说”为中心的探讨

"宗教生活"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仅在通俗文学中有着极为深广的展现,同时其所蕴含的社会一般信仰也赖于通俗文学予以传播、抟合与催化。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的兴盛特别是其商业化编刊,是与当时社会一般宗教生活对通俗文学的深层需求紧密相关的。雇佣写手邓志谟编创、建阳书坊翠庆堂刊刻的三部神魔小说,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新疆回族农村亲属关系探析

以血缘为标准的亲属关系网络是新疆回族之间的资源支援网络和情感满足系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国家正式组织出现,使得新疆回族亲属关系的外观形态和内在机制处于消解之中。但在新疆回族农村,亲属关系网络没有冲破地缘和血缘的结合,它的结构和外观相当明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很健全使其获取资源难度相对增加,新疆农村回族日益强化以家庭为核心的亲属关系;农村回族人生礼仪和日常生活中的亲属文化和亲属往来也密切着回族的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