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领导干部要谨防"四症"

"缺钙"年轻领导干部大多少年得志,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这对干事创业来说是有利因素。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领导干部片面追求事业发展和自身成长进步的速度,不注重工作的历练和经验的积累,急于干出一番     

谈判的主观结果:衡量谈判质量的另一种方式

受经济学影响,以往谈判研究多以客观结果作为衡量谈判质量的唯一指标。然而目前,谈判主观结果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从理论上看,是受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从现实中看,只考虑客观结果的谈判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谈判者实践。通过回顾近年来学界对谈判主观结果概念、测量、意义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逐步完善主观结果的概念与测量方式,系统考察其影响因素,从而达到谈判各方在客观与主观结果上的"双赢"。     

轮腿可变式移动机器人的结构设计

针对移动机器人在复杂多变环境下执行搜救侦察任务时机动性、越障性存在的不足,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型轮腿可变式移动机器人的设计方案。课题组通过对变径机构的设计使得机器人可以实现轮式和轮腿式2种工作模式的自如变换;采用修正的Kutzbach Grubler公式对变径机构自由度进行了分析;利用速度瞬心法对移动机器人以轮式模式工作时进行运动学求解;利用拉格朗日法建立了移动机器人的动力学模型;最后通过ADAMS软件对移动机器人进行仿真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机器人整机结构设计合理,运动平稳,具有较强的机动性与地形适应性。该研究弥补了单一运动模式的机器人在地形适应能力上的不足。     

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演化及应对策略研究

探讨因媒体不当报道引发医药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变规律,为企业找寻适宜的对策,有助于提高医药企业危机应对能力。文章以“深圳康泰公司乙肝疫苗信任危机”为例,构建了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演化和响应策略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采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经过酝酿、爆发、衰退三个阶段,且呈现爆发时间短、热度高、负面情绪强的特点;医药企业应根据舆情演化阶段特征采取不同应对策略,三个阶段对应有效应急策略依次是提升舆情监测能力、端正担责态度、提高信息公开度和沟通能力、注意形象修复和注重人文关怀。其中,提高信息公开度和沟通能力对负面网络舆情热度的峰值均有明显的削弱效果,整体提升企业舆情应对能力是改善舆情、挽救医药行业信任危机的有力措施。     

重大疫情下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网络舆情应急响应研究

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等重大疫情催生的负面网络舆情容易引发物价飞涨、民众恐慌等次生效应,造成巨大社会危害。洞悉舆情传播规律,利用政务新媒体及时引导与控制其演化趋势,对控制疫情、稳定经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情景—回应”视角,利用COVID-19期间的十五次舆情事件数据建立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基于“逆向回归法”,进一步提高模型的仿真效果。以“接子回荆”事件为例,文章通过建模、仿真、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对政务新媒体回应策略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政务新媒体的回应频率和媒体的影响力程度会对舆情热度产生非线性影响;政务新媒体的回应速度会对舆情的峰值、谷值以及生命周期产生较大影响。     

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靶场”

社会转型期为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已在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两个方面作出了初步的贡献。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一方面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另一方面须应对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本文认为,重视理论建设,强调方法论创新,并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当是化解困局,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     

国民智商:有关智力国别差异的研究

国民智商是某国家或地区民众智商的平均值。Richard Lynn与Tatu Vanhanen教授调查了近两百个国家,给出了全球的国民智商。他们发现,国民智商与国家经济、文化、政治,及国民健康等均呈正高度正相关,并以一个两阶因果模型解释该现象。     

微博词语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对于幸福感的预测,研究者已经发现诸如物质财富、人格等因素的作用。以新加坡华人本科学生为被试,通过收集他们的新浪微博文本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得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使用死亡词(如"死亡")、性词(如"性欲")和第一人称单数代名词(如"我")三类微博词语,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约20%的变异,远高于同属个体差异因素的大五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