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学浪潮下的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在新学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从世界发展趋势上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是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     

立足现代社会主义认识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现代社会主义观念下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定位,它有助于我们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它不是因为中国落后而向完备的计划经济的过渡阶段,而是根据当代世界发展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结果.我们必须根据初级阶段的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的创造精神,坚持社会全面进步.     

论文化建设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逻辑的背景下,城市化变成物化的单线过程,精神上的城市化却被忽略了。客观分析文化建设的问题和不足,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才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与乌托邦超越的历史分析

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追求,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现代性与鸟托邦的困惑,并力图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的小康社会论为解决这种矛盾确定了现实根据,科学发展观则实现了对这种矛盾的历史性超越.     

创新与生态系统型企业文化

本世纪初提出的企业创新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知识经济的即将到来又使文化观念更新和文化建设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适应这一趋势,形成了以创新为根本内容的生态系统型企业文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提倡多样化,强调开放性,以创新为生命的生态系统型企业文化,代表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民族发展的推动力,是民族进步     

现代乌托邦视角下的“礼运大同”再阐释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乌托邦的研究逐步深化,从不同角度上揭示了它的含义。这对认识《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大同思想提供了启示。"礼运大同"以其概括性、包容性、超越性和能动性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命题,形成了持久的生命力,从而成为社会变革中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它又实现着实践转型,成为其中的主导性话语。     

以人为本体现了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何把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统一起来,是关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康有为和孙中山以不同的方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现代阐释,用以判断资本主义,追求世界大同,把现代性置于道德乌托邦统摄下,但并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寻求二者的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难以解脱的困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与局限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积极作用表现在:适应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现代科技向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文化支持。其局限性是:强化了文化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导致对市场经济作用的庸俗化理解,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