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增强危机预防能力的思路与对策——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

危机预防是危机管理的第一步,着重于在危机还未萌芽阶段就建立危机红线,是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重点。领导者提高危机预防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增强领导者的危机预防意识,提高领导者的危机预防能力,强化领导者降低风险系数的能力,培养领导者的劳动管理能力。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中国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广告条款情况分析

中国《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烟草企业开展烟草广告进行了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在五大媒体和四类公共场所的发布烟草广告。各地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限制烟草广告。中国对于烟草广告的监督管理,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的原则,即:严格控制发布范围、发布数量、发布内容、发布程序。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具体条款相对比,中国现有的烟草广告法律法规与《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基本达到了《公约》要求,一些地方性法规甚至超过《公约》的规定,但是还是有许多不达标之处。因此,中国烟草广告的相关立法、执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以此保持与《公约》的规定尽可能一致,但同时需兼顾中国的国情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平稳过渡和对烟草的逐步限制,达到双赢目的。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君子观——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

王船山的君子观是天人合一的君子观。王船山认为儒家君子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普适性意义。君子观主要围绕君子存在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是君子与天道合一、君子最高境界是与圣功合一、君子现实践履工夫是修道成德、君子形象是内外合一等几个方面展开。本文着重以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对其君子思想进行分析。     

WTO与知识产权保护

阐述了WTO有关知识产权保护规则——TRIPS协议的特点、内容,进而将其与中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中国为履行WTO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义务所作的努力及差距。最后提出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应在四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一是准确把握TRIPS协议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其最低标准;二是树立扬长避短的立法观;三是强化企业以知识产权为本的意识;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     

民国时期婚龄制度评析

为了扭转我国的早婚陋习 ,民国时期特于《民法·亲属编》中规定了婚龄制度。然而 ,这一制度就其合理性、有效性均存在问题 ,其施行终以失败告终 ,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指导思想的错误。     

试论中国行政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正在建立健全,伴随着中国基本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行政法制建设在促进人权、保障人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实施。“无救济则无权利”,行政法首先通过规制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容易侵害公民人权的行为,严格依法限制行政权滥用,为公民人权提供事前、事中保障。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又为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有力的权利救济途径。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行政法对人权的保护功能会越来越突出。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及预防探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随着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其重要作用的家庭出现了失灵的局面,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日益增多。为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从矫治家庭失灵实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不失为一剂良方。     

构建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思考

由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处于缺失状态,我国遗传资源的获取、交换、国际交流、进出口以及利用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和规范。为了规范上述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种确立鼓励利用的政策取向,选择专门立法模式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首次提出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增加遗传资源的来源以及事先知情同意的信息披露内容的建议。     

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制度,在中国8年的尝试阶段,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诸如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听证主持人员素质不高、举证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其原因除立法本身不完善外,还与程序法治观念淡薄,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制环境过差有关。当前,应从行政听证的立法和法治环境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