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

<正> 中国短篇小说到唐代始进入成熟期。和六朝志怪相比,唐传奇篇幅加长了,描写细腻了,作品中出现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内容也由写鬼神世界转为表现人间生活。特别是唐传奇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是和志怪大不相同的。从小说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志怪是唐传奇的直接源头,所以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从“粗陈梗概”的志怪到“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中间不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质变。在六朝数百年间,志怪小说本身也有一个演变、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其中较优秀的作品已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某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已和传奇相当接近,因此才有可能     

论卡塔西斯

“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自亚里斯多德在给悲剧下的定义中提出卡塔西斯这一命题,后人对此莫衷一是。大而括之,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从心理意义上解释的宣泄说,或认为是在宣泄怜悯与恐惧中的痛苦的坏因素;或认为是以毒攻毒,造成情绪的缓和;或认为人们有要求满足他们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的欲望;或认为重复激发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减轻这两种情感的力量,从而导致心理的平静。另一类是偏重于从道德意义上解释的净化说,或认为卡塔西斯是把怜悯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山药蛋派”是体现1942——1966年间革命文学运动某种特征的一个文学流派,研究该派创作的典型成型方式,对于理解该派的文学思想及对人生的审美感知方式,以总结经验,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典型理论,推进今天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山药蛋派”作家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与进步伦理道德的善之上的。他们面对外在世界,对社会和人充满着自信,所以,在塑造典型人物时,他们是把体现着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一种认识,作为人物性格的本质并将与此相吻合的现实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人物言行、心理与性格融合在一起,由此,构成了他们塑造典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论文学的学科性与功用性

文学作为一门人用情感把握世界的学科,有它的学科性与功用性. 所谓学科性,是指文学用情感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用情感来表达这种把握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在不断地变化、完善、手富之中的.作为学科性,它要求不断地有新的突破,而不以有多少人对这些方式的认同为标准.所谓文学的功用性,是指文学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获得读者,它不以是否突破     

经济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教学--读《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让古代圣贤与现代民间个体生命直接相遇——读张石山《被误读的〈论语〉》

拿到著名作家张石山的新著《被误读的〈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一个强烈的想法即刻涌上心头：     

走近赵树理——读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

优秀的学术研究文章，标准有二：一是能切入真问题，二是能以理论或实证对这一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谓能切入真问题，大者如阿伦特对德国极权主义的反思，或者如李泽厚对19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关注，再或者如刘再复1980年代中期以人物性格塑造来点击中国文学创作的要害并以此回应中国其时人的解放的思潮。     

山西百年长篇小说引论

山西的长篇小说始于中国古代社会末期的《三国演义》;五四时代至1940年代,相较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高潮的出现,山西没有在中国文学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1940-1970年代,山西长篇小说在中国长篇小说格局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就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但仍不及此时山西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及其时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标高;1980年代亦如此,其时的代表作有柯云路的《新星》、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成一的《游戏》等;1990年代,山西同全国文坛一致,成为长篇小说的时代,代表作有张平的《抉择》、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周宗奇的《文字狱纪实》等中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及马烽、李国涛、林鹏等老一代作家的长篇新作;新世纪以来的山西长篇小说趋于对"史诗"品格的追求,体现在:其一,对历史事实的高度概括,如成一的《白银谷》等;其二,巨大的精神、思想概括力,如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等;其三,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如张平的《国家干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