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

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政策实施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变化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TPU下降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期和提升进口产品质量;(2)从驱动因素来看,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扩大企业进口规模的重要渠道,从构成来看,TPU下降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和进口集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3)异质性分析表明,TPU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型企业、民营企业进口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从产品类型看,TPU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品进口,而对消费品进口没有明显的影响;(4)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TPU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原因。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评估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升级。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不仅促使了加工贸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在职培训的力度,而且还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使用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同时还激励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融资约束程度低、管理效率高、资本密集型以及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本文从更多的维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组织方式从来料加工向进料加工的转变,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还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自主创新能力。     

农村城镇化如何影响农业产业结构

基于我国1997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深入研究农村城镇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城镇化显著降低了农业、林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具体而言,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将使农业、林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下降0.264、0.121和0.044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农村城镇化显著提高了牧业比重,但是对渔业比重没有明显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城镇化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由低收入弹性产业向高收入弹性产业的动态转移.进一步分地区的回归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对农业而言,农村城镇化对沿海地区农业比重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内陆地区.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出口技术水平——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水平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深入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中国地区出口技术水平,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即国内市场一体化与金融发展是相互强化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的估计显示,在金融控制强的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在金融控制弱的区域,金融发展则显著地提高了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此外,金融控制弱区域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水平的边际影响效应也远远高于金融控制强区域。本文的研究意味着,降低金融控制程度不仅可以直接提高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效应,而且还间接地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能否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新发展格局下探究如何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服务业外资参股的政策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扩张和减少非效率投资途径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服务业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更大。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转变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出口企业从间接出口模式向直接出口模式转变,以及从非一般贸易(纯加工贸易、混合贸易)方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变,并通过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驱动因素的理解,为我国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化解产能过剩困境提供可行思路。     

自主创新背景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外资引进现状的考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长三角地区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自主创新能力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僵尸企业、信贷约束与中国出口升级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品质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本文尝试从僵尸企业的角度为中国出口升级滞后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利用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即正常企业)的出口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僵尸企业明显提高了非僵尸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而信贷约束的加剧是前者抑制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渠道,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越大。本文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僵尸企业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此外,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研究为解释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相对滞后的现象,以及理解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