膈神经传导时间的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用经皮电刺激双侧膈神经法测定膈神经传导时间(ＰＮＣＴ)的正常值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１３例肺功能正常者和７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者用经皮电刺激双侧膈神经法测定ＰＮＣＴ。结果:①１３例肺功能正常者左、右侧ＰＮＣＴ分别为:(７．０２±０．８６)ｍｓ和(８．１３ ±０．９１)ｍｓ,右侧显著长于左侧(Ｐ＜０．００１);②７例ＣＯＰＤ患者左、右侧ＰＮＣＴ分别为:(７．１９ ±０．７２)ｍｓ和(８．０８ ±０．８４)ｍｓ,右侧同样长于左侧(Ｐ＜０．０５);③肺功能正常组ＣＯＰＤ组间,双侧ＰＮＣＴ均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双侧Ｐ＞０．０５);④ＰＮＣＴ与年龄和身高呈直线相关,而与体重无显著性相关;⑤ＰＮＣＴ不随电流刺激量增高而变化。结论;左、右侧ＰＮＣＴ的正常值分别为:(７．０２ ± ０．８６)ｍｓ和(８．１３ ±０．９１)ｍｓ;ＣＯＰＤ肺功能异常者的ＰＮＣＴ基本无变化;ＰＮＣＴ与受试者的身高和年龄相关,不受电刺激强度的影响。     

肺切除手术前后肺功能的变化

目的　观察肺切除手术患者术前与手术 3个月后肺功能变化情况。方法　采用美国SensormedicsVmax2 2 9系列肺功能仪检测 5 5例肺切除手术患者术前后肺功能 (肺通气功能及换气功能 )及追踪 71例患者的手术后肺并发症 (PPC)。结果　术后肺功能与术前肺功能相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 0 1) ;术后实测值与预计值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0 0 5 ) ;肺功能受损程度与手术切除范围有关 ;开胸手术组与胸腔镜手术组肺功能下降情况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71例手术患者有 10例 (14 % )发生PPC ,其中 1例死亡。结论　肺切除手术后肺功能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为了更准确的预测术后肺功能 ,建议采用矫正系数Q矫正预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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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既是一门医学计量测试技术,也是一种研究呼吸生理的无创性工具,更是一项诊断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金标准,如同测量血压对诊断心血管疾病一样重要。肺功能检查需要指导者耐心教导和受试者的高度配合,文章主要就临床上常用的肺功能检查方法、指标及含义做一简要概述。     

我国肺功能检测应用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目的：对肺功能检测在我国的应用现状进行首次调查。方法：对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12家医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检测回函率为81．6％，已开展肺功能检测为91．9％，其中三级医院为69．2％，肺功能检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展较快，90年代产期达到高峰，国产肺功能检测仪仅为12．4％，进口检测仪为87．6％，平均每月肺功能应用次数及每病床使用数总体较低，肺功能检测项目和临床应用在三级和二级医院间有较大差异，肺功能在内，外科应用较为广泛，儿科，妇科，耳鼻喉科等应用较少，检测的基本项目是通气功能，所有已开展肺功能检测的医院都已开展，支气管扩张试验（74．2％）和激发试验（65．4％）应用也较为广泛，肺容量（60．0％），弥散（58．2％）及气道阻力（42．7％）测定分别在三级医院开展，但二级和以下医院开展较少，运动心肺功能试验在三级医院中只有16．4％的医院开展，三级以下医院均为空白，对所选用的肺功能正常预计值能明确说明的医院只有21．4％，能明确适用适于儿童正常值的医院只占开展儿科检测的16．9％，引用国人预计值的医院仅16．3％，结论：我国肺功能检测发展仍不平衡，对肺功能检测临床应用的认识有待加强，肺功能仪器国产化亟待加强，肺功能检测应更广泛的开展（对象和项目），并应重视正确的选用肺功能预计值。     

支气管激发试验的研究进展

气道高反应性(AHR)是哮喘最典型的病理生理特征之一，支气管激发试验目前仍是测定气道反应性的主要方法，为探讨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应用价值，本文从各种不同的激发试验特点、支气管激发试验的评价指标及其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呼吸过滤器对肺通气功能检查结果的影响

目的探讨呼吸过滤器对肺通气功能检查结果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交叉对照的方法,对50例常规功能检查的受试者进行试验,比较应用与不应用呼吸过滤器测定肺通气功能的差异。结果应用Cosmed过滤器后,FVC、FEV1、PEF的测定值均比不用过滤器时有所下降,其平均差异分别为(-75.42±134.20)ml(P=0.011)、(-66.67±99.11)ml(P=0.003)和(-260.42±319.76)ml/s(P=0.001),其余指标均无明显变化。应用Microgard过滤器后,FVC、PEF、FEF200-1200的测定值较不用过滤器时下降,其平均差异分别为(-72.31±157.84)ml(P=0.028)、(-425.38±488.81)ml/s(P=0.0001)和(-193.08±371.5)ml/s(P=0.014),其余指标均无明显变化。应用Cosmed和Microgard过滤器对肺通气功能指标无显著影响。结论Cosmed和Microgard呼吸过滤器均引起呼气流速与容量的减小,然而这种差异很小,在通气功能指标的个体重复性变化范围内,并不会影响临床肺功能的诊断与评级。     

呼吸过滤器在肺功能实验室中的应用

肺功能检查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可早期检出肺和气道疾病,鉴别呼吸困难的原因,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及胸腹部手术耐受力,评定药物及其它治疗方法的疗效等。然而,肺功能检查存在交叉感染的潜在可能性。近年来,临床医生开始关注肺功能实验室的感染预防与控制,特别是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爆发后,对经呼吸道传播的交叉感染更为重视,呼吸过滤器已逐步成为肺功能实验室减少交叉感染危险性的重要方法之一[1]。     

肺泡蛋白沉着症肺泡灌洗术前后定量CT应用评价

目的 探讨定量CT在肺泡蛋白沉着症(PAP)支气管肺泡灌洗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定量CT通过分析PAP患者最大吸气末肺容积、肺重量、肺含气体积、平均肺密度及平均含气体积结果,对10例PAP患者共14次(两肺13次,单肺1次)肺泡灌洗术CT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常规CT(病灶范围、密度)、肺功能(检查9次)及血气分析检查(检查14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PAP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后,定量CT检查显示肺重量从(1594±436) g减低至(1294±374) g(P=0.000),平均肺密度从(0.5269±0.12) g/ml减低至(0.4389±0.09) g/ml(P=0.006),平均肺充气体积从(1.0989±0.5031) ml/g增加至(1.4700±0.4548) ml/g(P=0.008),肺含气体积有一定程度增加(P=0.116),肺容积在灌洗后略增加(P=0.938);肺泡灌洗前后的肺容积与肺含气体积呈显著相关(绝对系数R2=0.94,P=0.000).常规CT评价79%(11/14)CT检查结果改善.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后有10次肺功能检查结果示DLCO%从45.85%±22.09%上升到54.64%±19.09%(P＝0.007)、DLCO/VA%从67.30%±22.62%上升到76.03%±18.60%(P＝0.03);FVC%、FEV1%、FEV1/FVC、PEF%也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14次血气分析显示从肺泡灌洗前的低氧血症[PaO2(8.07±2.1) kpa]到肺泡灌洗后的明显好转[PaO2(14.7±5.24) kpa](P=0.001).结论 定量CT可为PAP疗效评估提供客观依据,肺泡灌洗术后以定量CT结果中的肺重量、平均肺密度及平均含气肺体积改善明显.常规CT评价对PAP疗效观察具有一定价值.通过肺泡灌洗术,大部分患者病情短期内得到显著改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肺功能检查的专家共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及密切接触传播,也可能会通过气溶胶传播。肺功能检查可增加医务人员和受检者发生COVID-19传播的风险,必须严格执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防止院内感染。为了指导肺功能检查室医务人员做好防控工作,本文结合肺功能检查的特点,总结了当前疫情下肺功能检查在医务人员管理、检查流程管理和检查环境物品管理3个方面的要求及注意事项。文中强调在疫情流行期间,必须严格掌握肺功能检查的适应证,强烈建议COVID-19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在传染期内暂缓检查,其他病患如非病情急需也暂缓检查;肺功能室医务人员应严格执行标准分级防护措施;受试者应在单独区域进行隔离检查;检查时必须使用一次性呼吸过滤器;并重视肺功能检查环境和设备的清洁消毒。     

广州城市青少年特应性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调查

目的了解广州城市青少年特应性的流行情况，探讨特应性与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的关系，明确主要的吸人性变应原。方法2002年4至5月在广州市参加儿童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国际性对比研究（简称ISAAC）第三阶段调查的10所学校学生中，每所学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随机整群抽样调查。采用5组9种吸人性变应原（屋尘螨、粉尘螨、猫毛、美洲大镰、德国小镰、混合草花粉、混合树木花粉、链格孢属真菌、混合霉菌）对1187名学生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哮喘定义为：既往或近12个月胸部有喘息声、胸闷或曾被医生诊断为哮喘，有哮喘、鼻炎、湿疹中的任1种疾病视为有变应性疾病史。变应原皮试反应的风团直径大于阴性对照3mm以上为阳性，有1个或以上变应原反应阳性视为特应性。特应性程度及变应原阳性反应强度分别以特应性指数（AI）及皮肤指数（SI）分级表示。结果随机抽取1543人参加调查，实际应答率为77．0％（1187／1543），其中男性为51．6％（613／1187），女性为48．4％（574／1187），年龄12～17岁（中位数14岁）。哮喘的患病率为9．4％（111／1187），其中合并鼻炎率为81．1％（90／111），合并湿疹率为24．3％（27／111）。686例有鼻炎史患者合并哮喘率为[13．1％（90／686）]，高于无鼻炎史者[4．2％（21／501），OR值为3．444，95％可信区间（CI）为2．110～5．622，P〈0．01]；200例有湿疹史患者合并哮喘率为[13．5％（27／200）]，也高于无湿疹史者[8．5％（84／987），OR值为1．676，95％CI为1．055～2．663，P〈0．05]。特应性阳性率为46．3％（549／1187），其中尘螨（屋尘螨、粉尘螨）皮试反应阳性率最高[分别为41．8％（496／1187）、42．7％（507／1187）]。哮喘患者特应性阳性率为[71．2％（79／111）]，高于无变应性疾病者[26．4％（112／425），OR值为6．812，95％CI为4．276～10．853，P〈0．01]，且随着合并其他疾病种类的增加而升高。与特应性阴性者比较，特应性阳性是哮喘的危险因素（OR值为3．183，95％CI为2．075～4．883，P〈0．01），且哮喘的患病风险随着特应性程度的增加而升高。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哮喘的危险因素有屋尘螨（SI≥2）、粉尘螨（SI=3～4）、美洲大蠊、德国小蠊、猫毛、链格孢属、混合草花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屋尘螨（SI=3～4）、链格孢属阳性仍是哮喘独立的危险因素。结论广州城市青少年哮喘患者大多属尘螨变应性的，哮喘的患病风险随着特应性程度及屋尘螨皮试反应强度增加而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