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及其机制

居民消费行为的空间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是地理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已有研究对行为中时间选择、时空关系及内在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揭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内在相互作用机制,基于2016年广州城市居民消费行为调查数据,分析消费者到大型商业中心内消费的时空特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居民在商业中心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在影响路径方面,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通过影响消费偏好导致消费时空行为的差异,商业空间属性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也可以通过影响消费偏好而间接对其施加影响,消费偏好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又是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商业空间属性影响消费时空行为的中间变量。在显著性因素方面,年龄、家庭结构、在广州居住时间、就业状况、家庭月收入等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各个商业空间属性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仅有出行交通方式、出行花费时间2个消费偏好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者消费时空间行为。本文结论可以加深对商业中心内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商业网点规划调整、商业中心转型升级提供建议。     

转型期城市居住用地更新的空间加密化研究——广州市金花街改造再考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市金花街改造项目（1988~2003年）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主导下改造方案的调整过程和改造空间特征,探讨居民诉求和政府旧改政策对旧城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花街居民的原地安置诉求和城市政府依此设计的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造安排,乃是影响旧城空间的重要原因;在准市场化融资方式和福利化拆迁安置方式下,城市政府提出的有关提供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居民临时安置问题和让居民原地安置的要求,使改造规划多次提高改造容积率,以保持改造经济平衡;改造后的金花街在房屋和人口两个维度呈现空间加密化的态势,即存在原地安置房叠加融资商品房、原地安置居民叠加购房迁入居民的社会空间现象,金花街改造并未出现以外来中产人口大规模替代原住低收入人口为基本特征的绅士化过程。最后,从引入转让开发权和鼓励微改造两方面对当前广州的旧城改造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州市天河区和白云区为例

在调查问卷与实地访谈基础上,利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广州市天河区及白云区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位置、产权、产业、历史、基础设施、审批、经营、管理、利益分配及经济形势等因素构成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形成机制的因素群组,位置、产业、产权、历史、基础设施及审批等因素是影响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形成最为强烈的关键因素。通过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加快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定农村低效建设用地认定标准与程序,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二次开发利用的监管及简化审批流程。     

广州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的问题和对策

阐述广州市蔬菜生产的现状,指出标准化菜田面积减少、蔬菜安全生产意识不足、蔬菜污染严重等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城市化进程的过快、无公害蔬菜生产意识的欠缺、土地所有制体制改革的滞后等。提出了加强无公害生产宣传教育、加快无公害蔬菜产地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所有制体制改革,建立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蔬菜产销企业制度等策略。     

广州都市农业旅游深度开发探讨

广州都市农业旅游呈现发展速度快、起点高、规模大和效益好等特点,但也存在缺乏规划、项目趋同、文化内涵不深、科技含量不高、特色不显、品牌不强、发展无序等问题。今后应当依托地方农业旅游资源特色和各种优越的发展条件,重点发展设施农业旅游、园艺农业旅游、休闲度假农业旅游、农业博物馆旅游4种类型,按北部山区、中部城区农业区、城郊田园、南部滨海4大空间区域合理布局,并通过政府主导、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品牌带动、挖掘文化内涵、突显农业科技、培养专业人才、提高管理水平等策略和措施,推进都市农业旅游和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 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 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 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 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 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

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     

广州市中心城区基本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研究

以广州市最新一轮行政区划结果与医疗机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和SPSS软件,通过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优势度模型,对广州市中心城区医疗服务状况进行评价。得到以下结论：（1）形成以老城区组成的团块状高优势度区域为中心,优势度分值自中心向外围区域呈现环状递减,并且优势度高分值区域有向市区东部及北部延伸的趋势;（2）基本医疗服务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需求,特别是越秀、海珠、荔湾的部分区域优势度高,但个别区域基本医疗服务现状差强人意,亟待改善。     

广州地区蔬菜生产基地有机污染物含量状况及分布

为了解广州地区蔬菜基地有机污染物的分布情况,选取了6个代表性基地进行调查采样,测试分析了表层土壤、蔬菜及灌溉水中15种邻苯二甲酸酯(PAEs)化合物、16种多环芳烃(PAHs)化合物和19种有机氯农药(OCPs)化合物的质量分数及质量浓度.结果表明:在15种PAE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PAEs))中,土壤样品为158.0~4 321.0 ng/g,蔬菜样品为1 134.0~48 576.0 ng/g;水样中15种PAEs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ρ(ΣPAEs))为632.0~14 271.0 ng/L;就单个化合物而言,以DiBP、DBP、DEHP三种污染物为主,其三项之和占所有PAEs质量分数的97.5%~99.1%;在16种PAH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PAHs))中,土壤样品为28.48~1 121.96 ng/g,蔬菜样品为238.09~1 000.61 ng/g;水样中16种PAHs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ρ(ΣPAHs))为338.21~1 239.78 ng/L;在19种OCP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OCPs))中,土壤为0.04~71.28 ng/g,蔬菜为1.08~9.18 ng/g.总体上看,各基地土壤中DBP质量分数均超标,多环芳烃类在灵山、花东、黄埔菜地土壤中存在轻微污染,有机氯农药均未出现污染.     

广州新型智慧城市应用探索:城乡规划的智慧化管理

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城市规划管理作为城市建设的前端环节,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规划管理"一张图"平台、多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等围绕新技术而形成的规划管理新手段,极大地提高政务效率,也倒逼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管理更加智慧化。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城乡规划智慧化管理历程,从决策层、管理层、实施层、技术层和数据层5个维度探索城乡规划智慧化应用,构建城乡规划智慧化管理体系,关注智慧化提升城乡规划与管理能力,运用信息系统构建五年空间规划体系、一张图管理和实施评估、多源数据辅助规划决策等城乡规划智慧化方式,为相关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应用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