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恢复力概念,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基于资本的评估方法,构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陕南安康市3个区县的657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农户视角实证分析和评估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农户物质、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对农户生计资本分化产生作用。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搬迁类型对移民生计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针对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移民进行精准帮扶,着力解决搬迁户生计资本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其生计恢复潜力。     

甘肃省会宁县和定西市安定区退耕农户恩格尔系数差异

测度退耕还林农户的恩格尔系数并分析其显著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对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改善退耕农户贫困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会宁县和定西市安定区退耕户跟踪数据,基于收入、政策、家庭因素等多个层面构建相关经济指标,揭示两个区域退耕户恩格尔系数呈现的基本特征、显著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首先,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区位相近,会宁县和安定区退耕户恩格尔系数呈现出较为一致的高位波动趋势,消费需求弹性较弱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退耕还林户补贴率对会宁县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对当地居民经济生活具有显著影响,安定区退耕还林户补贴率对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补贴额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少;最后,会宁县和安定区农户退耕率对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退耕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激励机制探讨

农民作为耕地最基本的经营主体,是现阶段,也是将来很长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政策。对耕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基本机制是现实的需要,也是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耕地对农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耕地对农民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以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为例

农户是耕地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基于农户视角构建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合理。本文选取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改进的TOPSIS法,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细碎化程度衡量指标的选取应基于耕地细碎化的属性特征,从农户微观视角,选取地块平均面积、地块数量、地块间的平均距离3个指标,衡量某一区域的耕地细碎化程度;②耕地细碎化在岗地平原地区与低山丘陵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岗地平原地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低于低山丘陵地区;③研究区域地形地貌呈现出“北部岗地平原—南部低山丘陵”的分布特征,耕地细碎化的综合程度基本上呈现出“北部低—南部高”的分布规律;④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细碎化存在显著差异,在岗地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而在低山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低。     

基于ArcGIS和DEM模型的耕地利用格局分析

基于DEM模型和GIS平台,运用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探究黄土高原小流域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耕地利用格局以及农户经营行为特征,为促进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结果表明：（1）流域内91.64%的耕地集中于〈1300 m高程范围内,90.61%的耕地分布于〈15°的宜耕区;（2）在〈1200 m高程范围内,〈15°的宜耕区内,耕地类型多样,斑块数最多,内部的斑块组合最复杂;在1200~1300 m高程范围内,15~25°坡度区内斑块的连通性好;〉1300 m高程范围内,〉25°坡度地带内,斑块间的干扰性小,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也略高;（3）耕地利用的破碎化现状,深刻影响着农户水保行为、种植行为及兼业行为,使得农户经营行为差异化、区域化明显。因此,流域应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力度,调整农业经营模式,为耕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及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② 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③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 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④ 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