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检察权的性质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最近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论，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主要从传统司法法官不告不理、个人独立、司法处理的终局性等本质特征入手，认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属主动追诉犯罪，在审判阶段主要担任公诉人的角色，以及检察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上下级是上命下从的关系等，认为检察权无论如何同传统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不符，因而检察权应当是行政权，而绝非司法权，第二种观点主要从现行宪法的规定立论，认为宪法已明确检察机关的司法特征，且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不仅是公诉人，还是法律监督者，这当然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集中表现。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属性，但本质上是一个司法机关，世界各国都有关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机关的“鹰犬”与“附庸”，这种独立性正是检察权具有司法属性的最好证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还应当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     

台湾地区行政调解制度之初探

行政调解制度与一般调解在意义上有所差别,因此对于制度之研究必须分别从其外观与内涵加以探索,以窥探制度之本质。爰此,从定义、类型与法律定性等观点说明行政调解制度之外观意义。另从行政调解与司法权之关系,说明制度是否抵触司法权之行使?最后,进一步说明行政调解制度中当事人间彼此之关系,以厘清制度之内涵。     

检察改革重在实现检察司法化

目前，我国检察体制与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为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偏离，这已影响到我国检察机关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检察改革势在必行。检察改革是一项重大课题，其首要任务就是检察机关的定位问题，准确定位有助于把握改革的方向。检察机关定位的核心内容在于，检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检察官属于行政官还是司法官。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政策，我国检察权应当属于司法权，检察改革的核心应当是检察司法化问题。     

法律解释与法院的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法院或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事实,而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趋同的态势。法律解释以其特殊的拾遗补阙功能和媒介作用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现行的多元的、立体式的法律解释体制又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必须以特有的方式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制度。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机制建构

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来实现的行政立法,是一种从属性质立法,法院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如果行政立法可以免受司法审查,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司法审查作为现代国家司法监督权的固有部分,它对行政立法的审查机制可以从审查要件、审查对象和审查标准三方面建构。     

论我国司法权地方化的根源及对策

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由国家司法机关统一掌握。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我国司法统一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的破坏,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使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加重了司法不公,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从司法权地方化产生的危害和根源入手,并提出了相应治理对策。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赦免制度的法理分析

赦免制度之所以能够从古到今长期存在,其一,是因为有其存在的理论根据,认为它具有弥补法律社会功能不足、补救法律规范缺陷等多种功能;其二,是因为有其存在的权力根据,认为它应作为一种司法制度而存在。此外,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决定了当前在我国建立赦免制度的紧迫性。     

论司法职权的中央性——基于单一制国家的法理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再次成为学术圈的热议话题。在此,笔者关注司法权的中央性或者国家性,认为它是司法权基本属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对此问题的深刻认识,实乃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理论制高点,并从单一制国家的角度对中央事权进行了粗浅的法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