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ADMM算法及其在电力系统凸经济调度问题中的应用

针对电力系统中的一类凸经济调度问题,提出了随机ADMM算法,设计了周期循环更新规则和随机选择更新规则,证明了随机ADMM算法在周期循环更新规则下的收敛性,以及得出了在随机选择更新规则下按期望收敛的结论.数值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电力系统中的凸经济调度问题.     

带有某种遗传特征的非经典反应扩散方程的渐近行为

本文证明带有时滞项g(t,ut)的非经典反应扩散方程在依赖于时间的空间中拉回吸引子的存在性,其中外力项k(x)∈H-1(Ω),非线性项f分别满足临界指数增长和任意q-1(q≥2)次多项式增长.     

2006～201O年宁波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才需求预测

通过建立GM(1,1)模型,结合宁波市2005年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才资源的抽样调查数据,对2006～2010年期间宁波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才需求量和人才质量进行动态分析和预测.     

混沌系统平均初始误差增长饱和特性研究

在非线性误差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混沌系统平均初始误差增长饱和特性 以及误差饱和值同系统可预报期限的关系.首先探索了Lorenz96系统中平均相对初始误差增长饱和规律, 发现平均相对初始误差增长饱和值同初始误差的自然对数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其二者自然对数之和为一常量,且该常量同初始误差无关.实验表明该结论对其他混沌系统也适用. 因此对给定混沌系统,在计算出和常数后可以外推得到任意固定初始误差的平均相对误差增长饱和值. 为进一步研究误差饱和值同可预报期限的关系,给出了平均绝对误差增长的定义. 理论分析表明混沌系统平均绝对误差增长也会达到饱和.其饱和值为常量, 与初始误差无关,混沌系统控制参数确定,饱和值就固定.依据上述研究, 最后给出一个定量计算可预报期限的模型T_p=1/∧ln(E_s/δ₀)+c, E_s为绝对误差增长饱和值.实验研究表明对于复杂的高阶混沌系统,该预报期限模型都能较好地适用.     

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再认识

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下,本文从一种广义的制度分析新视角,首次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著作中的制度经济论述。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梳理、观点辨析、理论提炼与重构工作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体系。这一分析体系既包含有关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一般性分析”,也包括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特性的“专门性分析”。两个分析层次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反映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创新性理论演绎思路。对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体系的重新发掘与提炼表明,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不仅在制度经济思想史上占具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丰富和推进当代制度经济理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与借鉴意义。     

理解全球化：基于“经济−社会−政治”体系共生演化视角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波超级全球化席卷全球。当今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陷入困境。应当如何理解当前的全球化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变在何处？为此,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的综合视角,构建“经济−社会−政治”为一体的、动态演化的框架,以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深层次矛盾。近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力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停滞和新兴经济体的赶超,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发生巨变。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基础的变化,即全球化中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变迁与收入分配恶化将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上层建筑：国家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和经济政策领域主导思想的演变,势必影响其对外战略和政策选择,进而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向乃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     

中国城市职业多样性：事实、演进与政策含义

从城市职业类型分布的角度测算中国城市的职业多样性和趋势,并探讨城市特征对于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可以为引导城市充分高质量就业提供参考。通过采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研究发现,2002−2016年期间中国城市职业多样性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出现;同时,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越发达,对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研究结论有助于直观了解不同城市的职业分布、产业结构和分工现状,评估城市的人力资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潜能,进而为不同城市制定产业发展及人力资源规划提供政策建议。     

监管技术巨头：技术力量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因素之再审视

如何有效规制技术巨头已然成为当前《反垄断法》修订的重要任务。技术力量虽然作为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但长期以来呈现被虚置化的客观状态,致使技术巨头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难度增大,技术力量自身的传导效应被显著低估。数字技术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异于以往,其通过平台、数据、算法的数字市场三维结构框架影响生产与交易的全过程。技术与三维结构结合所形成的技术力量极为强大,超越了以控制价格为主的传统市场力量,结合社会与资本力量形成了更牢固的市场固化结构。在判断技术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时,亟需发挥技术力量作为非价格型认定要素的重要作用。应当摒弃虚置技术力量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的固有症结,提高技术力量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所占权重,回归结构性视角,妥善防范技术巨头无序扩张。     

“东方经济”与中国乡村工业化的社会学机制—重访史国衡的个旧矿城研究

本文对“魁阁”社会学家史国衡1940年代在美访学期间的一部未刊稿《个旧矿城》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史国衡的个旧研究呈现了一个将产业、民情与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进路,通过对个旧锡业兴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传统“东方经济”模式的独特特征以及决定中国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同时也以个旧经验对现代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主流范式提出了反思。《个旧矿城》与另一部更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昆厂劳工》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关于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姊妹篇,“工业化的社会基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对史国衡个旧矿城研究的“再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工业研究传统,同时也提示我们,当下的乡村工业化乃至乡村振兴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的社会基础,处理好经济转型与社会重组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