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江山血泪篇--蕉窗老人刘凤梧及其诗词

刘凤梧先生(晚年自号蕉窗老人)国学根基颇为深厚,勤于著述,诗词多有佳作.有的咏史怀古,有的托物言志,反映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忧患爱国之情.其作品对于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有借鉴作用.     

我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反映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     

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

“兴会”是我国古代诗学中表示灵感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兴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兴会”理论蕴涵着极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与特征 ,进而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 ,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世蒲松龄,古笔谱新曲--林纾短篇小说艺术新论

短篇小说是林纾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纾接受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积极影响,以古雅的形式摹写社会、刻画人物,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了中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及理论

作为英国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伍尔夫在创作及理论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她认为客观真实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 ,主张通过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来反映生活 ;她眼中未来小说的理想模式是一种诗化的小说 ,表现非个人化的、宇宙和人类的命运。伍尔夫的重要作品《到灯塔去》、《海浪》等都是她的小说理论的具体体现     

"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

对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怎么理解茅盾所说的我“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二是对他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原因和应作何评价。两者都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国际共运与中共党史史实大背景上作宏观考察。一是茅盾“幻灭”的,是他参与建党时就形成的“革命速胜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二是茅盾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不在主观方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一度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具此“左”倾思想的党内负责同志看来,不能认为是“表现得好”而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茅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与高尚人格。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鲁迅与余华创作母题之比较

鲁迅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其创作影响了以后中国很多作家。余华被认为是当代与鲁迅精神相接近的一位年轻作家。本文试图从创作母题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从他们的相同与相异中探寻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距离,以及时代文化变迁在作家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深圳中小型制造企业人才及科研需求现状调研报告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考察,制造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其生产总值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超过50%。同时,制造业是深圳最重要的就业领域。制造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现在的科研及创新情况如何?这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2008年3月11日至2008年4月15日,我们深入深圳的几家中型企业,对深圳制造业的人才需求及企业科研创新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