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冬季南海北部浮游植物粒度分级生物量和初级生产力

2009年2月在南海北部海域现场观测粒度分级叶绿素a质量浓度和初级生产力(PP)的分布。结果表明,调查海域水柱平均叶绿素a质量浓度的变化范围为0.11～8.37 mg/m³,平均为(1.28±2.23) mg/m³,高值区出现在珠江口及近岸海域;初级生产力的范围为344.8～1 222.5 mgC/(m²·d),平均为(784.2±351.4) mgC/(m²·d),高值区位于近岸及陆架海域。浮游植物粒度分级测定结果表明,在生物量较高的近岸海域,叶绿素a的粒级结构以小型浮游植物占优势,其贡献率为40.9%,微型和微微型浮游植物对总叶绿素a的贡献率分别为34.6%和24.5%;而在生物量较低的陆坡和开阔海域,各粒级浮游植物对叶绿素a的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微微型浮游植物(78.9%),微型浮游植物(17.2%)和小型浮游植物(3.9%)。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调查海域分级叶绿素a的区域化分布特征与洋流运动下营养盐的分布密切相关,同时叶绿素a又高度影响着此区域PP的分布。此外,我们将调查海域实测所得浮游植物最佳光合作用速率与采用垂向归一化初级生产力模型估算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后者明显低于前者,这说明通过水温估算最佳光合作用速率的算法在冬季南海北部可能存在低估。     

祁连山干旱山地草地生物量对水分条件的响应

以祁连山排露沟流域干旱山地为研究对象,对海拔2 700~3 000 m典型草地群落的草本种类、高度和生物量等进行调查,并同步测定样地内的土壤水分,分析草地生物量随海拔高度的季节性变化特征以及草本生物量和土壤水分的关系。结果表明：（1）草地地上生物量平均值为135.36 g·m^-2,并随海拔升高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单峰"变化模式,在海拔2 900 m时最高,为176.79±28.37 g·m^-2。地下生物量平均值为946.13 g·m^-2,并随海拔升高生物量呈递增趋势,在海拔3 000 m时最高,为1 301.19 ±68.24 g·m^-2。（2）草地地上、地下生物量在不同海拔高度间差异性显著（P<0.05）;该流域干旱山地草地根冠比在4.14~11.95之间变化。（3）在生长季5~9月份,干旱山地草地土壤含水量在9.23%~31.31%之间波动,平均值为14.94%。（4）草本地上、地下生物量与土壤平均含水量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7784和0.7843。在不同海拔草地群落中,不同土层含水量对草地生物量的贡献不尽相同,但60 cm以上根系主要分布层内的水分对草地生物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黑河下游绿洲植被优势种生物量空间分布及蒸腾耗水估算

基于典型样点试验,建立了研究区植被优势种柽柳、胡杨与苦豆子地上生物量与其生态参数关系模型;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eoeye-1对植被优势种进行分类得到生态参数,实现了其地上部分生物量空间分布估算;最后利用生物量与蒸腾系数关系,估算植被优势种蒸腾耗水。结果显示：植被优势种总生物量为2.53×10⁶t,河流距离对生物量影响显著。根据试验测得的植被优势种蒸腾系数估算出总蒸腾耗水量为10.89×10⁸t,柽柳、胡杨与苦豆子所占比例分别为12.94%,82.93%与4.13%。     

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底栖节肢动物多样性研究

为了解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节肢动物多样性水平, 作者于2009 年12 月、2010 年3 月和7 月,对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8 个采样点进行节肢动物群落调查, 共获得底栖节肢动物34 种, 隶属2 纲14科; 方蟹科和沙蟹科是主要类群, 其中双齿近相手蟹(Perisesarma bidens)、原足虫(Kalliapseudes tomiokaensis)和锯眼泥蟹(Ilyoplax serrata)为优势种; 不同潮滩间节肢动物的栖息密度差异不显著, 但生物量差异显著; 不同季节间节肢动物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差异显著; 物种种数S、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Shannon-Wiener 物种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 均匀性指数J 皆表现为冬季<春季<夏季。     

红海榄人工幼苗生长特征研究

幼苗期是红海榄种群占据新环境的关键阶段。在北海潮滩对红海榄的人工高密度海上育苗试验显示,1年生红海榄苗生长节律是平均高生长速度为3.7cm.月1,速生期7—10月平均温度27.1℃,生长速度6.75cm.月1;慢生期为12月至次年3月,平均温度16.3℃,平均生长速度0.9cm.月1;中速生长期4—6月和11月平均气温24.7℃,生长速度3.76cm.月1。3年生苗的生长规律表现为第1年高生长增加最快,第2年全株生物量比第一年增加1.4倍,第3年的生长速度较前两年有所减缓,生物量比第2年增加24%。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on Arctic microalgae by joint aDDlication of fluorescent instruments

In vivo fluorescence has a wide application in analyzing microalgae, including assessing phytoplankton biomass, rates of primary production and physiological status. This study describ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kinds of fluorescence analysis in the physiological study of microalgae. Flow cytometry and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in vivo static fluorescence information of pigments, and a Pulsed-Amplitude-Modulation chlorophyll fluoromete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dynamic fluorescence of chlorophyll. The validity of the joint application was proved by analyzing two labora- tory cultured Arctic microalgae, Pseudo-nitzschia delicatissima （Bacillariophyceae） and Thalassiosira sp. The higher value of minimum fluorescence yield in dark-adapted state （Fo）, actu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of PSll （ФPSII）, and electron transport rate （ETR） exhibited positive results in a higher cell abundance and chlorophyll a content of P. delicatissima; whereas higher fl-carotene content of Thalassiosira s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photosynthesis.     

苏北海滨湿地互花米草地上生物量动态

在江苏盐城新洋港滩涂由海向陆建立样地:零星米草斑块(SAP)、稳定米草滩下边缘(SAFI)、2003年米草定居处(SAF03)、1989年米草定居处(SAF89),对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的生物量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除SAF03样地外,其他样地互花米草叶生物量随时间的推移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SAF03叶生物量始终都显著高于其他样地(P<0.05);各样地茎和繁殖器官生物量均有所增加,繁殖前期SAFI处茎生物量增长最快,达18.97g.m2.d-1;离海越近繁殖器官生物量增加越大;11月份SAF89样地各器官生物量顺序为:叶>茎>繁殖器官,其他样地:茎>叶>繁殖器官。2)各次调查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样地叶生物量分配减少,而茎生物量与繁殖器官生物量分配增多;由陆向海各样地叶生物量分配减少,而茎生物量与繁殖器官生物量分配增加。3)SAFI处互花米草地下/地上生物量的比值为2.39,极显著高于其他样地(P<0.01)。     

克隆植物准噶尔无叶豆的种群生物量结构及回归模型

根据根茎型克隆植物的特征,建立准噶尔无叶豆各构件单元生物量的模型。结果表明,准噶尔无叶豆的根茎生物量、根生物量、枝生物量和果实生物量分别是6.33、39.72、27.93 g·m^-2和3.47 g·m^-2。地上生物量所占比例为40.55%,小于地下生物量所占的比例59.45%。植株本身的高（H）、高与冠幅（C）的乘积（CH）与各部分生物量间的相关性很高;但C与各部分生物量间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在分析H、CH与各生物量相互关系的各种数学模型中,大多数模型有显著的相关性,选择其中相关显著性和R2值最高的模型,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使用植株的CH所建立起来的线性数学模型对生物量的预测较好,为估算荒漠克隆灌木植物的生物量,提供个例物种的示范。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头状沙拐枣幼苗生长和生物量分配对不同灌溉量的响应

水是荒漠生态系统中首要限制因子。由于水分限制程度不同,植物幼苗在生长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策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沙漠-绿洲过渡带,设计了0 mm（处理A）、100 mm（处理B）、200 mm（处理C）3种不同的灌溉量,对头状沙拐枣幼苗生长和生物量分配展开实验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处理A比处理B和处理C地下生物量均有所增加;不同灌溉条件下,头状沙拐枣幼苗的根冠比均小于1,随灌溉量的减少头状沙拐枣幼苗的根冠比从0.19增加到0.32;即头状沙拐枣通过改变根系生物量分配适应水分条件变化。②随灌溉量的减少, 头状沙拐枣幼苗主根垂直深度和水平根幅均呈增加趋势。处理A时,头状沙拐枣幼苗根系深度达180 cm以上,处理B和C的根系深度均低于160 cm,表明头状沙拐枣幼苗通过根系的伸长生长来适应水分减少。③在生长过程中,头状沙拐枣通过老同化枝枯落适应土壤水分减少。④株高和冠幅随着灌溉量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基径随着灌溉量的增加而增加,地上生长指标在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4种灌木的生物量预测模型

灌木生物量模型是预测灌木生物量最有效的方法。选择腾格里沙漠南缘荒漠生态系统中常见的4种灌木（驼绒藜(Ceratoides latens)、盐爪爪(Kalidium foliatum)、珍珠猪毛菜(Salsola passerina)、红砂(Reaumuria soongarica)）为研究对象,以株高（H）和冠幅（C）的复合因子灌木体积（V）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构建了4种灌木和混合物种的叶、新生枝、老龄枝、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和整株生物量的预测模型。通过决定系数（R2）、估计值的标准误（SEE）和回归检验显著水平（p＜0.05）筛选出了最优的生物量估测模型。结果显示:4种灌木的生物量模型主要以幂函数W=aVb为最优模型,少数以三次函数W=a+bV+cV2+dV3为最优模型。灌木生物量与V之间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决定系数较高,分别为:叶片（0.775＜R2＜0.866）,新生枝（0.694＜R2＜0.840）,老龄枝（0.819＜R2＜0.916）,地上部（0.832＜R2＜0.917）,地下部分（0.74＜R2＜0.808）,全株（0.811＜R2＜0.912）,说明预测模型可以应用于此4种灌木的生物量估算。不同物种之间及不同器官之间的生物量模型存在差异,在实际使用中,要根据物种来选择相应的模型。生物量模型的建立有助于全面估算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并进一步评估生态系统不同碳库的碳存储量与碳循环。为有效提高荒漠草地碳储量、合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和人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