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熔—磷钒钼黄法测定铁、锰矿中的磷

以氢氧化钾熔融分解样品，以热水浸提、铁、铜、钴、镍等干扰物进入沉淀而与磷分离，然后在7％的硝酸介质以钼酸铵铵及偏钒酸铵混合显色剂显色测定磷的含量，该方法简便、稳定、快速、适合于铁、锰矿中磷的测定。     

吐哈盆地煤成烃研究新进展

运用生物标记物及碳同位素等地化参数对吐鲁番 -哈密盆地的原油及其源岩进行了油源对比 |结果将该区原油分为三类 :第一类原油 |根据生标特征分析其具有显著的淡水环境、藻含量低、细菌影响大、C₂₉甾烷含量高、C₃₀4_α- 甲基甾烷低、C₂₄ 四环烷和C₁₉三环烷含量高和碳同位素偏重 (δ13C为 - 25‰~ - 27‰ )的特点 |初步对比结果 |本区西山窑组的煤是该类原油的主要源岩;第二类原油 |富含藻类物质(C₂₇甾烷与C₃₀4_α-甲基甾烷含量较高 ) |该类原油可能来自侏罗系的富藻湖相泥岩;第三类原油 |全油碳同位素δ13C为 - 30‰~ - 32‰ |这类原油的生标反映出其源岩相的特征为缺氧、咸水、中等含藻的湖相沉积 (高含量的伽玛蜡烷和 β_-胡萝卜烷|C₃₅/C₃₄藿烷比值大等 )。     

墨西哥湾白垩系沉积有机质中异常高C_(31)-C_(32)升藿烷的检出及其生物地球化学意义北大核心CSCD

地质体中藿烷类化合物以17αβ-藿烷系列为主,且C_(31+)升藿烷相对含量通常呈现出随碳数增加而减小的特征。本文报道了美国墨西哥湾下白垩统Aptian-Albian阶碳酸盐岩可溶有机质中异常高C_(31)-C_(32)升藿烷的检出(17α-C_(31)>C_(30))。与含正常藿烷系列的碳酸盐岩相比,该类低TOC含量碳酸盐岩中可溶有机质表现为低n-C_(17)/n-C_(21)值、5α(H),14α(H),17α(H)-C_(29)规则甾烷优势、C同位素组成偏重、高Pr/Ph和Ts/Tm值等特征。结合碳酸盐岩沉积背景和可溶有机质中甲基藿烷的分布特征,提出该类沉积有机质发育于偏氧化的近岸浅水环境,沉积环境演变导致的生源变化是促使异常高C_(31)-C_(32)升藿烷分布的主要因素,其来源可能与某种异养细菌优势有关。     

极端生物降解沥青中8,14- 开环藿烷系列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借助色谱- 质谱（GC- MS）和色谱- 质谱- 质谱（GC- MS- MS）分析,对黔南坳陷凯里残余油藏凯棠和洛棉剖面上储层沥青中的烃类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以判断其所遭受生物降解作用的程度,探寻在极端降解原油中是否还存在原生生物标志物,为这类原油的油源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和方法。结果表明：凯棠剖面上的储层沥青中尽管仍可检测到较为完整的C19- 30三环萜烷和C27- 35藿烷系列,但C19- 29脱甲基三环萜烷系列和C26- 34 25- 降藿烷系列丰富而完整,甾烷系列中C21- 22低分子量甾烷和重排甾烷优势明显,这一系列特征表明这些沥青遭受了剧烈生物降解作用的改造。但三芳甾类仍保存完好,依据原油生物降解程度的评判标准,判断其生物降解级别介于8~9级之间。洛棉剖面上的储层沥青中藿烷系列基本消失殆尽,三环萜烷系列及其脱甲基产物和25- 降藿烷系列的分布因极端生物降解作用而发生显著变异,某些化合物如C23T、C24T、C23NTE和C28- 29NH成为优势成员;甾烷系列中C21- 22低分子量甾烷占绝对优势,三芳甾类完全消失,据此判断该剖面上沥青的生物降解级别已达到10级或更严重。由于这两个剖面上的沥青遭受了极端生物降解作用的改造,常用的甾、萜类生物标志物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是,在所分析的这些沥青中都检测到三个系列的C27- 35 8,14- 开环藿烷系列,它们与塔里木盆地塔中地区海相端元油中存在的同类标志物的分布特征相似。正常海相端元油和极端生物降解沥青中同时检测到这三个系列的8,14- 开环藿烷,这一事实表明这类生物标志物在成因上具有原生性,而与生物降解作用无关。此外,在极端生物降解作用沥青中的完好保存,表明它们具有极强的抗生物降解能力,因而它们在此类原油的油源研究中可能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     

冀中凹陷文安油田双环倍半萜的分布及其意义

基于全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定量分析技术,分析了冀中凹陷文安油田原油中双环倍半萜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质性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并讨论了其非均质性特征的地质-地球化学意义。结果表明: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双环倍半萜的影响并不明显,文安油田原油含有丰富的双环倍半萜;文安油田原油中双环倍半萜的总体分布特征是C14倍半萜化合物相对丰度最小,C15倍半萜化合物相对丰度居中,C16倍半萜化合物相对丰度最高;文安油田南区与北区原油存在明显非均质性;重排补身烷与8β(H)-补身烷、C30重排藿烷与C30藿烷、C27重排甾烷与C27甾烷的相对丰度比值具有显著相关性,反映重排补身烷的形成机理与重排甾烷、重排藿烷的形成具有相似性;原油分子组成上的非均质性预示着文安油田原油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成因类型,文安油田南区和北区可能存在着2个油气富集体系。     

烃源岩中C30～32羊毛甾烷系列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C30~32羊毛甾烷系列存在于下古生界到新生界的沉积地层、原油及沥青样品中,但目前还少有文献从有机地球化学的角度对地质样品中此类标志物的分布及其地球化学意义进行探讨。本文通过对苏北盆地海安凹陷古新统阜二段烃源岩和柴达木盆地西部古近系烃源岩中C30~32 羊毛甾烷系列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的系统对比,探讨了此类标志物的生物来源、成因、热稳定性及其地球化学意义。分析结果表明所研究烃源岩中的羊毛甾烷系列基本都与异常偏低的姥植比、正构烷烃系列的偶碳优势、高含量的伽马蜡烷和明显的C35升藿烷优势相伴生,表明咸水、强还原的环境和高盐度的分层水体有利于该类化合物的形成或保存。该系列标志物的浓度与代表真核生物贡献的伽马蜡烷和C27~29甾烷系列的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代表原核生物输入的C14~16补身烷系列和C27~35藿烷系列的浓度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说明烃源岩中C30~32 羊毛甾烷系列的生物来源可能是真核生物而非原核生物。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性质地质样品中C30~32羊毛甾烷系列分布特征的相似性,及同一样品中C30~32羊毛甾烷系列的碳数组成与C28~30 4-甲基甾烷系列和C29~31 4, 4-二甲基甾烷系列碳数组成间的离散关系,暗示着它们具有各自独立的生物来源。换言之, 4-甲基甾类不可能是C30~32羊毛甾烷的前身物。在柴达木盆地西部镜质体反射率(Ro)介于0.6%~1.0%之间的咸水湖相烃源岩中均可检测到完整的C30~32羊毛甾烷系列,只有在Ro值达到1.4%的高成熟烃源岩中才消失,这一事实表明此类标志物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预料它在咸水-盐湖盆地的油源研究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非节肢类海洋无脊椎动物中蜕皮甾体及其功能研究

非节肢类海洋无脊椎动物的许多物种中都发现有蜕皮甾体的存在,且存在形式多样,但目前对其确切来源、生物体内的合成或加工途径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生长发育、生殖活动及其他生理功能中如何发挥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分子生物学和全基因组测序的发展为蜕皮甾体合成途径重要酶类及蜕皮激素信号传导所需受体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以帮助科学家逐步阐明相关机制。     

关于琼东南盆地始新统地层研究的思考

始新统湖相地层是琼东南盆地原油勘探领域的主力烃源岩,历年来各轮资源评价结果均显示具有较好的石油勘探前景,但自1987年Ying9井首次钻遇油层至今,琼东南盆地原油勘探领域一直未取得重大突破。近年来寄予厚望的S3X井钻探失利具有一定典型性,笔者等以S3X井钻后分析为契机,通过与珠江口和北部湾盆地始新统地层对比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分析显示琼东南盆地已发现原油中,源于低等水生生物的C304 甲基甾烷含量,以及反映氧化还原条件的姥植比（Pr/Ph）参数,均弱于珠江口和北部湾盆地半深湖相优质烃源岩;琼东南盆地“低频—连续—强振幅”地震相特征与珠江口盆地钻井证实的半深湖相优质烃源岩地震反射特征差异较大;琼东南盆地在区域位置、构造演化与沉积充填模式方面与珠江口和北部湾盆地也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始新统湖相地层的分布规模和优质烃源岩的发育条件等方面,均弱于珠江口和北部湾盆地。因此,建议在与周缘盆地始新统地层的对比研究过程中应适度审慎,尤其是以陵水凹陷为代表的中央坳陷带始新统湖相烃源岩分布规模不宜过于乐观。同时,指出受地貌格局影响,不同凹陷海侵进程并不同步,琼东南盆地除始新统发育湖相地层外,渐新统崖城组早期部分凹陷也具有发育湖相地层和油型烃源岩的条件,这一新观点在一定程度可扩展琼东南盆地原油勘探研究的局面和思路。     

原油裂解过程中正构烷烃的组成变化特征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采用高温模拟技术,对原油样品进行模拟实验,并对其裂解过程中正构烷烃的组成和变化特征进行了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原油大量裂解生成气态烃之前,原油中的高分子量正构烷烃已经开始裂解,以C1+5烃类裂解成C6～C14化合物为主。随成熟度的增加,C6～C14化合物进一步转化为C1～C5化合物,并伴随苯系物的产出,最终形成甲烷和裂解沥青。在正构烷烃的裂解过程中,苯及其同系物的丰度呈明显增加趋势,可以作为原油裂解程度的潜在判识标志。此外,利用同样的实验条件对正十六烷进行了对比模拟实验,其产物的组成和变化特征与原油中正构烷烃的基本相同。     

升麻中环阿尔廷烷型三萜皂苷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

从我国中草药的潜在区域特异性出发,对目前很少涉及的西北地区甘肃产升麻进行了较系统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究。通过正、反相硅胶等色谱技术从升麻根茎的乙酸乙酯萃取物中分离得到15个环阿尔廷烷型三萜皂苷;根据单体化合物的波谱学数据、理化性质将其分别鉴定为25-脱水升麻醇-3-O-β-D-吡喃木糖苷(1),25-O-乙酰基-升麻醇-3-O-β-D-吡喃木糖苷(2),25-O-乙酰基-7,8-去氢升麻醇-3-O-β-D-吡喃木糖苷(3),25-O-乙酰基-升麻醇-3-O-α-L-吡喃阿拉伯糖苷(4{ST),asiaticoside A(5),asiaticoside B(6),isocimipodocarpaside(7),cimicidanol(8),26-Deoxyactein(9),升麻醇-3-O-β-D-吡喃木糖苷(10),24-O-acetylisodahurinol-3-O-β-D-xylopyranoside(11),23-O-acetylshengmanol-3-O-β-D-xylopyranoside(12),26-deoxycimicifugoside(13),升麻苷H-1(14),以及升麻苷H-2(15)。其中,化合物6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3,7,11为首次从该种植物中分离得到。选择人宫颈癌细胞(HeLa)和人乳腺癌细胞(MCF-7)以MTT法对分离得到的化合物进行了肿瘤细胞毒活性评价,化合物2~6对两种肿瘤细胞都具有显著活性。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升麻中药的化学多样性,同时为其药效的物质基础及其构效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