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联系视角下珠三角扩容的规划探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合理、有序地引导城市群扩容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规划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研究归纳了功能联系视角下城市群空间网络的主要特征。首先,城市联系的绝对强度是界定城市群的重要依据;其次,相对于外部的城市联系,城市群内部的功能联系分配应占有明显优势的相对比例;再次,城市群内部网络应以多向联系为主,而非指向单一的中心城市。在这一原则下,以广东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区域空间结构为目标,从联系强度、网络群集性、空间邻近性等指标进行综合判别,实现了对清远、河源、阳江、汕尾和云浮5个潜在扩容对象城市的优选比较,提出了珠三角城市群近期扩容的优选对象,在此基础上,结合定性比较的方式对广东区域空间结构的长远发展提出了规划展望。     

从“路径创造”到“路径锁定”：港澳台投资与外商投资影响珠三角产业动态的比较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在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弊端逐渐暴露,部分港澳台/外资企业成为区域发展新路径的阻碍,但已有研究对此讨论不足。因此,论文基于2000—2019年珠三角地区地级市行政区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指数,通过固定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比较港澳台投资与外商投资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动态的影响。结果发现：港澳台投资有利于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出现,促进地方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发展,更强的本地嵌入性是主要原因;外商投资则会降低地方产业路径突破的可能,并通过强化产业集中度,导致路径锁定。此外,政府补贴会强化外商投资的路径锁定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产业演化理论和优化中国港澳台及外商投资政策导向具有重要启示。     

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对迁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认知能力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论文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非认知能力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联结即地方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路径,进而探究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3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地方依恋在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地方依恋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论文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范畴,可为促进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珠三角空间梯度葫芦藓的重金属含量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以珠三角空间梯度上的核心区广州、近郊区肇庆鼎湖及远郊区怀集三地的葫芦藓为研究对象,对其重金属污染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葫芦藓重金属含量呈明显的梯级分布,其中Cu、Pb、Zn、Cr、Cd含量均表现为广州最高,分别为47.64、68.83、252.87、64.20和1.02mg/kg;肇庆次之,分别为36.34、40.51、143.49、51.29和0.64mg/kg;怀集最低,分别为16.42、11.80、97.13、32.43和0.21mg/kg。珠三角地区葫芦藓内不同重金属的含量差异反映了来源差异,其中Cd、Pb、Zn和Cu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反映了重金属元素来自于相同的污染源;而Cr与Cd、Pb、Cu和Zn的相关性相对弱一些,说明Cr的污染源与其他元素存在一些差异,或者说这个元素与其他元素同时污染大气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分析进一步揭示,三地葫芦藓污染同三地大气污染以及工业化进程存在一定的耦合性。基于此,指出葫芦藓可作为研究环境污染的指示标志,具有重要的环境指示意义。     

珠三角地区保健微博用户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择以信息流通互动水平突出的新浪微博为样本获取平台,以珠三角地区保健微博用户为样本来源地,通过相关标签检索、筛选、编码获得保健资讯生产者与关注者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和逐步线性回归方法,对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网络交互特征、关注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1）保健微博生产者之间能够构建本地社会网络,各类型间存在显著分异,但是地区差异特征较弱;2）通讯设施和地方医疗水平是保健微博关注者出现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3）关注者的分布仍然受到地理要素的限制。     

珠三角地区人口分布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

采用人口增减变化、人口商度以及人口集聚度等方法,对珠三角地区1982、1990、2000和2010年4期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定量揭示了珠三角地区近30年来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从人口总量变化来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了3 821.66万人,增长率达215.6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从人口流动状态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以人口流入为主,其中珠三角的中部以及东部城市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人口迁移流入是珠三角地区总人口增加、人口集聚程度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近10年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入速率有所减缓;3）从人口集聚度上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县市人口集聚程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增高,深圳、广州、东莞等市已成为区域人口集聚中心。     

绿道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开发对策 ——以珠三角绿道网为例

以国内最大的区域绿道建设工程珠三角绿道网为研究对象,基于对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中山五市的绿道和香港郊野公园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其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和建设中存在的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游道、轻配套,重形式、轻内涵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布局网络化、建设生态化、特色多样化、设施人性化、管理科学化和活动多元化的解决对策,以达到绿道旅游效益的最大化。     

珠江三角洲环境梯度上葫芦藓中硫、氮含量 和δ13C、δ15N的差异及其环境指示

以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葫芦藓为研究对象,以珠江三角洲环境梯度上的中心城区广州、近郊区肇庆及边缘区怀集3个地理单元作为样品采集地,对样本葫芦藓植物中的硫、氮元素含量和δ13C、δ15N的组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葫芦藓植物中硫含量与工业化程度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其中硫含量广州、肇庆和怀集依次为2 485.86、1 778.15、1 339.84 mg/kg;葫芦藓氮含量与工业化程度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广州、肇庆和怀集依次为 2 106.50mg/kg、2 007.39mg/kg和1 661.88 mg/kg;葫芦藓的C/N值与交通量呈负相关关系,其中C/N值广州为18.377,肇庆18.513,怀集23.905,3地C/N值大小差异揭示了从广州到怀集的环境梯度上,大气氮的主要组份发生了变化,即广州大气中的氮元素来源以工业排放的NOx-N（硝态氮）为主,怀集大气中的氮元素来源以农业排放的NHx-N（铵态氮）为主。     

珠三角风水林植物群落研究及其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中的应用价值

对珠三角地区30种风水林植物群落进行了标准地调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风水林植物群落的植物种类共698种,隶属于124个科399个属。说明该地区风水林植物群落的植物种类丰富,而且是以樟科、茶科、桃金娘科、锦葵科、大戟科的植物为主。并在30种风水林类型植物群落全面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风水林植物群落的树种组成和植被类型信息,进一步分析了风水林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上的参考价值,提出了生态公益林建设可以借鉴的树种选择及混交组合。     

Effects of the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on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Modaomen Estuary,Pearl River Delta,China

Owing to the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the Modaomen Estuar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modified since 1950s, which has resulted in considerable changes of hydrodynamics and morphodynamics in the area.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the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on the hydrodynamics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in the estuary at different stages are systematically assessed based on the detailed bathymetric data and field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uman activities have caused the channelization of the enclosed sea area in the Modamen Estuary;fast seaward movement of the mouth bar with high siltation;expansion of the channel volume due to channel deepening. The paper also highlights the main hydrodynamic changes in the estuary, including the rise of the water level;the distinguishing changes of tidal r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1990s （decrease and increase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 increase of the divided flow ratio. It is found that reclamation is the main factor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nature of the estuary from runoff dominant to runoff and wave dominant, and sand mining activities are mainly to strengthen the tidal dynamic and to low the water level. The results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better planning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stuary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