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

"邻避主义"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出现,近几年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空间距离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以社区居民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抵制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由"不要在我家后院"向"不要在任何人后院"转变,但其本质是邻避主义;2)在城市空间尺度和性质相似的社区空间尺度上,居民邻避态度符合"接近性假说";但相邻地理区位上不同性质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存在明显差异;3)距离对居民邻避态度产生基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微观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对居民的态度进行复杂的重构,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研究对丰富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寻求这类地方抗争的合理解决方案。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基于广州的案例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交通对基督教空间扩散的影响研究——以广东基督教宣教地的分布为例(1807-1920年)

空间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宗教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神职人员宣教地的空间分布则可以间接地反映宗教在空间上的扩散情况.通过对广东不同历史阶段基督教宣教地的空间分布形态的分析,发现宣教地的分布与广东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在清末以前水运交通占主导地位时期,宣教地主要分布在沿河海各港口,且因水运交通流向的改变而变化;19、20世纪之交,由于交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路的出现和轮船航运的兴起,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和水铁转运节点相继成为宣教地.总体来看,宣教地的空间扩散明显带有点轴状的迁移扩散和以交通重要性来划分的等级扩散特征.这种扩散是交通综合影响机制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包括与聚落的连通性、交通的便捷性、目的地的可进入性、距离衰减性以及交通现代性的影响等多方面.     

创意产业的发展构想与老城区更新——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创意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它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驱动力,以小规模、个性化、灵活生产为主要形式.创意产业与老城区有着很多契合之处,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低成本的创业场所、便利的生活工作条件可以在老城区获得,而老城区的闲置空间再利用、产业转型、形象提升可以通过创意产业来实现.因此,以创意产业的发展驱动老城区更新是切实可行且必要的.文中以广州荔湾为例对创意产业与老城区的更新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旅游、特色商业、文化艺术、设计等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更新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如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为创意产业提供空间,营造良好的居住、创业环境等.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

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     

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 ——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例

旅游地的特色民居被改建为家庭旅馆,家的属性和内涵发生改变,影响着旅游地的文化生态。然而,当前研究仅将家庭旅馆视为“商业机构”,忽视了其具备的原本“家”的属性。家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新议题,受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关注;但相比于国外丰富的家的地理学研究,国内的学术研究仍较为缺乏。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案例,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家”的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商业化的家”的傣家乐内部空间重构过程和动因,并关注其对空间内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空间的重构是旅游活动主体之间互动协商的产物,游客对于家的消费和居民对于家的营造交织作用,共同推进了家空间的重构。傣族园傣家乐主人的家空间重构过程是从空间功能转化―空间扩增―空间异化―空间营销的渐变。游客是傣楼空间重构的主导力量,是家的空间消费主体,其凝视诉求和消费喜好直接推动了家的空间转变。傣家乐主人是家空间重构的建构主体,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对家的舒适性诉求带来了家的空间属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转变。家空间的变化不仅导致了傣家乐主人和游客在家空间的身份展演多元化和对空间认知多样化的变化,亦让家成为一个兼具有经济、文化消费、社会关系建立及多重身份展演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空间。     

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在广东传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宗教传播必须依托一定的地域空间来实现.来华基督教新教首传广东,不但与广东远离中原、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区位,自然交通路径发达和湿热气候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广东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繁荣的商贾文化、华侨文化、天主教文化,以及与港澳的近邻关系和发达的城镇经济等社会环境,也为新教在广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空间.然而,新教在传播扩散过程中也对广东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基督教新教与广东地域环境的关系并非仅体现为单向的环境决定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影响过程.     

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的发展

中国地理学会前身是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同年9月《地理学报》的创办,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科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科学史上的亮点。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赛先生”,即科学观念不断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节点。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清晰地将近代地理学与传统舆地学分离开来,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地理学报》的创刊,则使中外地理学家们在中国开始享有高水准的专业学术窗口。这是中国地理学界仁人志士对“科学救国”“科技兴国”等思潮的实践。在中国地理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老一代地理学家艰苦奋斗,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地理学报》,中国地理学家在当时的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当时对地理科学的重要性认知还主要停留在权力高层与专业学术圈内,但为后来中国地理科学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火种,也为唤醒普通民众的地理科学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地理学报》的创办可谓是中国地理科学的发轫,自此成为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值此中国地理学会创立110周年、《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之际,深入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顾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发展,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地理学家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地理科学发展,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中国旅游研究反思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见证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出了诸多令人担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当前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理念。鉴此,本文在考查西方当前旅游发展和研究趋势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和研究的现状,针对旅游研究理念亟待创新的要求,提出“地方场域”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基于重构地方本体论的讨论,将旅游、邂逅与地方整合进相互关联的框架中,旅游可以概念化为：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通过邂逅和相遇的过程,所形塑的不断变化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地方场域（个体旅游场域）。旅游场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交织着权力关系的政治化实践过程,是不同旅游主体所建构的地方场域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总体（总体旅游场域）。研究强调了有意义的时空相遇过程,不期而遇（邂逅）和平常的遇见（相遇）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旅游的日常生活化真谛。最后,本文从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和旅游研究的改变入手,提出基于地方实践、基于批判反思、基于技术变革、基于参与共建和基于跨学科研究这五种知识生产模式抑或称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打开未来旅游研究的本体论政治议程的对话窗口,并为新时代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