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地价影响研究

城市地价的飞速上涨和成本提高,对企业选址、个人购房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城市多中心发展能否有效抑制地价亟待实证检验.基于2008年和2013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微观土地出让数据,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对地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多中心空间结构能有效抑制城市过高地价,但会显著提升城市低段地价和城市整体平均地价;②城市多...     

城市规模分布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基于LandScan数据的跨国研究

对于何种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学界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存在争议,且鲜见跨国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和欧空局土地覆盖类型数据,识别了具有统一定义的全球近100个国家的所有城市,通过描述性统计和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总体上能够降低国家的PM_2.5浓度,这是因为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能够通过促进分工合作和减少交通出行来降低PM_2.5浓度。实证结果具有一定异质性,在人口密度较高或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国家,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降低国家PM_2.5浓度,而在人口密度较低或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家,相对极化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国家PM_2.5浓度的下降。本研究丰富了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影响在跨国层面的证据,对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     

特大城市交通发展空间模式构建的目的和原则

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和最经济地分配、疏导与调节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市中心区内部、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空间布局与功能互动（管驰明和崔功豪,2003）。因而城市副中心的构建既应起到疏解中心城功能,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的作用,又应与中心城具有较为密切的交通联系,实现城乡统筹、功能互动。空间模式的构建要实现以下目的：     

极化还是均衡:重塑大国经济地理的战略选择——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影响因素——基于人口分布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

城市群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较少从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影响因素,而且通常采用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测度城市群空间结构,导致测量误差。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基于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联合国数据对结果进行佐证。以已有文献采用客观标准界定的13个城市群为样本,使用规模-位序法则测度城市群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程度,探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化趋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增加是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对于空间结构偏多中心的城市群,应强化城市间的交通联系和政策一体化,获取更大的发展红利;对于个别处于单中心化阶段的城市群,政策导向则避免过早地多中心化。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新国家空间框架解读中国空间转型现象的再审视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空间转型的主流理论框架,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 NSS)框架已被国内学者应用于诠释中国国家空间重构过程。论文梳理了NSS框架的提出背景、重要概念、主要观点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现NSS框架虽能为碎片化的全球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视角与平台,但却可能因概念泛化且缺乏可证伪性、框架固化而难以捕捉繁复情境、复杂化现象问题等潜在缺陷而引发理论本体模糊。同时,中国存在特殊的国土空间行政结构、政府间关系、所有制安排、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路径,基于欧美背景的NSS框架难以准确解析中国的本地化场景。此外,国内学界对NSS框架涉及的概念术语尚缺乏必要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本土现象的机械化解读,可能导致难以深入探究多尺度国家空间转型的实际过程与底层逻辑,不能实现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学术对话,进而无法掌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间转型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未来有必要重新审视NSS框架的内涵外延,理性解读中国空间转型的实践,力争以本土化实践为基础,构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兼容不同国家的情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态和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基于Zipf定律与Gibrat定律的分析

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规模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关联,论文基于1953—2010年中国6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了全部城市(包含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和地级市(地级市市区)2种样本组,对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形态特征、演变趋势及其与Gibrat定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主体符合Zipf定律的线性分布,但两端即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因规模不足而偏离线性分布,这一现象也得到全球各国证据的支持;从演化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在早期逐渐分散化并偏离Zipf定律,但从2000年开始转而向符合Zipf定律的方向回归,其中大城市率先在1990年就开始了转向,与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随机增长表现出耦合性,从而验证了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逻辑一致性。该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