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是否需要心语相传

晓南与吴君,经人介绍相识,经过两年的恋爱,彼此觉得很和谐、自然。他们约会的时候很少去看电影、听音乐,更多的是两影相伴,低语漫步,相互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不久,他们结婚了。一年以后,晓南便觉得两人之间不再有往日的默契,话少了,心也淡了,时常还为一些小事吵吵闹闹。晓南很困惑,想找回以前的感觉,于是便去求助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幸福的婚姻依旧需要爱的滋润,依旧需要心灵相通,心语相传。只不过人们在婚后,常犯一些错误:     

健康不安全问题的价值观剖析

“健康不安全”是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报告对国民健康现状的一个评价，是指国民健康危险因素得不到有效控制，基本健康权利受到剥夺。健康不安全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据估算中国健康问题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仅2003年就高达80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重的7％左右，而且巨大的不健康人群是重要的社会不安全因素，直接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一）：浏阳市乡村医务人员自杀、中毒急救与精神病学知识调查

目的:了解乡村医务人员在自杀、中毒急救及精神病学方面知识掌握的现状,为进一步培训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浏阳市下属大瑶、集里和永安3个乡,采用自编知识问卷对3个乡的中心医院及下属各村医务人员共110名集中进行不记名调查。结果:问卷3个部分(自杀、中毒急救及精神病学)平均得分显示,中毒急救知识最高(78.6±15.3)分,其次为精神病学知识(69.7±15.2)分,自杀相关知识平均得分最低(45.2±15.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5岁以下组在问卷3个部分得分均高于35岁及以上组,除精神病学知识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专及以上学历组得分高于中专及以下学历组,乡级医务人员得分高于村级医务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浏阳市乡村医务人员尤其是村级医务人员在自杀、中毒急救与精神病学知识掌握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培训加强。     

湖南省农村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误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社会经济、卫生服务、文化背景、症状、行为等因素对农村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误的影响。方法　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 ,根据不同经济状况在湖南省随机抽取 4个县为研究现场。运用自制的调查问卷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到抽样县结核病防治所诊治、年龄在 15岁及以上的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连续患者逐一面谈。结果　共 318例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患者接受了面谈并完成调查问卷。从症状出现到被确诊为肺结核的平均总延迟时间为 84 6d(中位数 6 5 0d) ;平均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分别为 5 0 8d(中位数 30 0d)和 33 8d(中位数 2 4 0d) ;分别有 187例(5 8 5 % )和 2 0 0例 (6 2 9% )患者存在就诊和确诊延误。导致患者就诊延误的影响因素有 :有无咯血、居住地的距离、有无迷信行为、有无接受民间偏方行为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等 ;导致确诊延误的影响因素有 :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接受抗结核治疗的宣传教育、有无迷信行为、有无接受民间偏方行为和患者对结核病的感受等。结论　需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 ,包括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有关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和相关专业技术的培训 ,合理设置结核病诊治点和广泛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等 ,以减少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延误     

上海和北京及长沙三个城市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大众知晓度调查北大核心CSCD

目的 了解上海、北京、长沙3个城市的居民对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知晓度.方法 采用二阶随机抽样法抽取上海、北京和长沙3个城市2072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以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社交焦虑症）和抑郁症案例为主体的精神健康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每人随机完成2个案例的问卷调查.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对识别分、求助方式及社会距离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1805份,共3610个案例,其中焦虑障碍案例2696个,抑郁症案例914个.调查对象对抑郁症（47.2％,431/914）的正确判断率高于焦虑障碍38.0％（1025/2 696）.分别有85.8％（2312/2696）和（94.3％,862/914）的受访者认为焦虑障碍或抑郁症与环境因素有关;自我调节（84.0％,3031/3610）和心理咨询（82.3％,2972/3610）是2种最主要的应对措施;＞60％的调查对象愿意与焦虑障碍或抑郁症患者一起工作、做邻居、聊天或做朋友.教育程度高、年龄＜35岁及见/听到过类似情况者对焦虑障碍的识别分较高;教育程度高者及女性对抑郁症的识别分较高.对于焦虑障碍,年龄≥35岁及没见/听过类似情况的调查对象的社会距离分较高;对于抑郁症,男性及没见/听过类似情况者的社会距离分较高.上海[（1.8±1.1）分]、北京[（1.8±1.0）分]、长沙[（1.8±1.0）分]的居民对焦虑障碍的识别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05,P＞0.05）,上海[（2.2±1.0）分]和北京[（2.2±1.1）分]居民对抑郁症的识别分高于长沙居民[（2.0±1.1）分;F=3.44,P＜0.05];3个城市居民在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归因、求助方式和态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3个城市的居民对焦虑障碍的知晓度低于抑郁症,对两类疾病的归因和应对措施了解不够全面,并且对此类患者的态度有待改善.     

HIV感染者/AIDS患者情绪问题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长沙市新确认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情绪问题发生现状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更好地开展 该人群的精神卫生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方法：将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在长沙市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 中新确认登记的、符合入组条件的感染者/患者作为连续样本,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艾滋病压力量表(HIV/AIDS Stress Scale)进行调查。 结果：370例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抑郁阳性率为40.3%(PHQ-9≥10分),焦虑阳性率为30.5%(GAD-7≥10分)。重 度抑郁症状(PHQ-9≥20分)及重度焦虑症状(GAD-7≥15分)分别占8.1%,14.3%。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状况 (b=–3.407,P<0.001;b=–2.799,P=0.001)、性取向(b=1.903,P=0.008;b=1.314,P=0.034)、居住情况(b=–1.995, P=0.012;b=–2.167,P=0.002)、出现HIV感染相关症状(b=4.578,P<0.001;b=3.652,P<0.001)、艾滋病相关压力 (b=0.081,P<0.001;b=0.090,P<0.001)是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预测因子,社会支持(b=–0.046, P=0.044)是抑郁情绪的预测因子,并且抑郁(ΔR2=55.8%,P<0.001)、焦虑(ΔR2=54.7%,P<0.001)互为强显著预测因子。 结论：在新确认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中,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较为严重,在对该人群进行登记管理的同时应考 虑提供必要的心理社会支持及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     

我国结核病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中国结核病控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结核病-这一古老的疾病仍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文章就目前我国结核病控制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如：政府的承诺和资金投入不足;卫生服务质量不完善;病人治疗顺应性差;结核病健康教育不充分等进行分析。并对药品的供应和开发、流动人口中结核病人的治疗管理及HIV/结核的双重感染等因素进行探讨。提出解决相应问题的措施。     

长沙市102家医院2003—2009年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分析

目的分析长沙市102家医院2003—2009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用药构成及费用的变化趋势。方法应用统计描述和单因素分析方法分析2003—2009年长沙市102家医院24.02万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 2003—2009年间抗菌药物使用率为70.07%,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78.96%下降至2009年的66.26%;抗生素类抗菌药物使用率为64.40%(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为45.72%,青霉素类抗生素为25.48%),人工合成抗菌药物使用率为36.57%。7年间抗菌药物使用率前3名为左氧氟沙星(13.34%)、头孢噻肟(8.14%)和头孢哌酮-舒巴坦(8.03%);抗菌药物用药金额排名前10位的药物中头孢菌素类占据8种。使用了抗菌药物的患者人均抗菌药物费用为1 705.89元,占住院费用的17.53%,占西药费用的41.17%。结论长沙市医保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的比例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偏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慢性阻塞性肺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一种全球性患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重要疾病.2007年修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提出:"COPD是一种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多与肺部对有害颗粒及气体的异常炎症反应相关".随着COPD概念不断明确,全球对COPD的流行病学研究不断广泛与深入,但由于世界各地人群的特征和暴露因素不同,COPD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及COPD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各异,所以COPD的流行病学结果存在差异.     

从心理障碍到心理健康

据说在1979年,第一次到访的某美国教授曾满脸疑惑:刚刚经历了那么痛苦的文化大革命,物质生活条件又是如此之差,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那么快乐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痛苦中恢复过来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改善。没有前后研究数据的对比,我不敢说中国人是不是比以前更快乐了;但是,我大概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比任何时候更追求快乐:“开心”是年轻人最常用的词汇;“快乐”是许多大众娱乐节目的品牌名称;“生活质量”已成为多科学的研究热点;民众的“幸福感”已经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