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经济增长效应研宄新进展:一个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二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揭示"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腾飞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原因时,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解释经济发展.本文将具体介绍近二十年来理论界对于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机制的研究以及经验分析,并对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出简要评述.     

民生保护政策视域下的劳动刑法图景

随着民生保护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社会政策,劳动者之社会权的保护开始成为刑法之事,进而决定着一国劳动刑法的理论图景：依杖于劳动者的社会权,以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为主旨;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以规范劳动者的集体劳资争议为核心,以规范所提供的框架引导为逻辑主线;以区别对待为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差异性刑法。     

量刑辩护制度研究

作为司法活动,量刑辩护是量刑程序的重要内容,即辩方对控方重量刑的反驳、轻处量刑情节的举证和轻量刑意见的呈现,具有重要的纠偏、保障和调节功能.其中,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分离,控方建议与辩方辩护并轨,求法与求情策略并用,是实践量刑辩护的三大命题.而以解释性量刑规范规定量刑辩护制度,以指导性量刑规范细化量刑辩护制度,则是量刑辩护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地发挥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量刑公正实现的重要砝码.     

追寻理性的刑法变革

刑事法治之下,刑法变革既是根据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立法强制性、法定化的过程,又是民众根据自身的传统、利益、价值观等,选择和创造的民主化、认同化的结果。而要构建一种强制化、法定化、民主化、认同化的刑法制度,刑法变革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准确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不同群体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充分反映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取得刑法文化上的正当性。而此,正是人类追求刑法变革的应有理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化及其实现

在法治社会之下,刑事法都不仅是刑事法内部之事,而是需要向外延伸,向社会寻求合理性与价值性支撑,这就涉及到了刑事政策问题.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刑事政策的转型,进而带来了刑事法的发展完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犯罪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技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刑事法中的犯罪圈、刑罚圈、量刑制度及司法程序也应发生相应转变,这既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体现,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立法化之结果.     

加大税收稽查力度的思考

加大税收稽查力度的思考姜涛李忠权按照十五大的战略部署,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随着这一宏伟蓝图的确立,无疑给税收工作提出一个新的...     

民营上市公司负债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民营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6年数据,共1338个混合数据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负债总体水平、债权人性质、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与企业价值问呈倒U型关系,债权治理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性.银行作为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监督效应,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特别是银行长期借款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80年代的学科规划和30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中国刑事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功能领域,政策制定的结束就是政策实施的开端,政策实施则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制度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严重政治化、扭曲化和混乱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实施绩效,偏离了刑事政策目标,而且带来了刑事政策实施的认同危机。而要重构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模式,正确处理政策实施中的利益关系、重视政策实施的社会资本培育和以绩效评估引领刑事政策实施则必不可少。     

对金融支持奶牛集约化养殖促进畜牧业提档升级的思考——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奶牛集约化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关系着一个地区支柱产业的新兴和壮大,在其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要强化政策引导,实现金融资本与奶农、牧场需求对接;不断探索新的贷款模式,有效破解奶农贷款难题;协调政府出台政策,推进牧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