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要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自己的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设计。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方案的设计,都走上了一条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即试图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找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不成功的。所以,应当超越权力制约的这一传统思路,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论风险社会中的组织创新问题

在社会组织化达到较为充分的地步时,“组织创新”与“社会创新”是两个基本上可以重合的概念,而且组织变革与社会变革都可以在组织创新中发现动力源。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官僚制组织,它因为管理以及外向功能实现的需要而注重结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稳定性,除非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或陷入危机状态,否则不会有主动创新的追求。这也决定了官僚制组织是不可能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体的。我们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构可以替代它的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型组织”,创新正是合作制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承担任务和实现职能的奥秘所在。合作制组织将创新蕴于合作行动中,使创新成为一种日常性的活动,而且所有组织成员都平等地拥有创新权,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不会在创新的问题上受到排斥。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命观

风险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人类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一切,都需要接受风险社会的审查来证明其此在性。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建立起属于风险社会的生存意识和生命观念,因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意识和生命观念的确立,决定了社会建构和行动模式的形塑。风险社会中的人不再是以原子化个人的形式出现的生命体,或者说,原子化个人在风险社会中不再具有此在性。实际上,风险社会中的人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人的生命本质的,而人的共生共在的可能性又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转化为现实性的。其中,合作行动则是人的共生共在获得现实性的具体路径,而合作政治则是关于合作行动的政治。     

论西方政治与风险社会生成

现代政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政治,曾经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信仰”。然而,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信仰”,却把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因此,在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上,对西方现代政治加以反思是必要的。以西方民主的形式出现的现代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它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前提下和基础上的,也是从属于个人以及可以最终归结为个人的各种利益实现和规范利益冲突的需要的。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存在着在民主的名义下对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和排斥的问题,存在着排斥伦理道德的问题,存在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怨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融合

工业社会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在与人的行为和行动相关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从基础性意义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管理制度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制度在生成和演进中则具有某种自然色彩。所有制度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但社会制度的文化特征更加鲜明。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的任务被提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制度变革从属于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风险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工业社会不同：在思维方式上,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在制度性质上,用合作制度置换民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以制度融合的方式统一为社会制度。     

论任务型组织及其主动性

近代以来,常规组织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形式,但是,常规组织仅仅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于非常规任务,它是无力解决的,因而需要设立任务型组织去专门应对非常规任务。非常规任务的出现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基础性根据,而它的具体依据则是多样的。比如,政治命令、行政授权、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等,都可以成为任务型组织设立和运行的依据。在资源获取上,任务型组织也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任务型组织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在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组织形式。     

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

政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 ,这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也恰恰是在政府身上寄托了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 ,在现代社会 ,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是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