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企业道德不仅是企业增强凝聚力、提高效益、长盛不衰的重要保证,而且从本质上讲,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企业道德建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企业在处理各方面关系时应当恪守的规范,为此,企业须增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加强职工的道德教育,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将道德建设纳入企业管理机制。     

科索沃的人权问题

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悍然对南联盟发动野蛮轰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准则,造成了新的人权问题。本文以联合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公约、决议为准则,探讨科索沃存在的人权问题。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方式的变革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将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形式,交予具有高效率的私人部门来承包的外包制度成为西方公共部门广泛应用和备受注目的重要形式。这一有效的治理工具使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低,效益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加。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先进经验,引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对解决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和质量效益不高等现有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分析了宪法条文在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的直接适用性,论述了在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不得援引宪法条文作为定罪科刑的法律依据有其合宪性;分析了在民事和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审判案件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突破、获得的最大成果 ,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1、我们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恩格斯曾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实践证明 ,理论上的成熟 ,是一个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相对速度的国际比较

通过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比较,发现"未富先老"并非我国所特有,而是在发展中国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在世界人口大国中,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存在相关性,我国的老龄化程度符合人口大国的演变规律.我国不仅要依靠发展经济来缓解养老压力,更要依靠加强养老制度建设来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未来30年我国粮食、淡水、能源需求的系统仿真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为主要方法,对未来我国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粮食、淡水和能源的需求规模进行了仿真,提炼出人口、经济与粮食、淡水和能源需求的关联模式,并进行了灵敏度分析,探讨了为确保粮食、水、能源安全所能采取的有效措施。     

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实现交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从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可持续交通进行了深入研究,综合探讨了当前中国可持续性交通发展的紧迫性,充分借鉴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可持续性交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选择的建议:分阶段完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利用经济手段促进可持续交通的发展;提倡节约型和环保型交通,使交通与自然和谐统一等。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现状及对策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构建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我国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体制,造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健全公共财政政策,改革县乡政府机构,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