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

柳宗元倡导的“统合儒释”，不仅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也表现在行为规范方面。本文通过对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的述评，指出了其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思想局限。对今人刘光裕、杨慧文、孙昌武等人的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浅谈佛教戒律的性质与特点

在佛教教义研究中,对佛教戒律的科学认识对于佛教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对佛教戒律的科学界定,首先要把它与禁忌、劝善书、清规和伦理道德等"类戒律现象"区别开来,并作了较为详尽的甄别;认为佛教戒律具有经典性、宗派性、教内强制性、层次和体系性以及变通性等特点。     

佛教戒律与刑法的交叉与结合

佛教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佛成戒律与现代刑法在基本理论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探讨这些相通之处,寻求对刑法规范之忠诚来自于佛教的支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实现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

众多的居士是中国佛教的基础,以居士身份学习研究的律学,且称为居士戒律学。虽然小乘律学一般被视为教内秘学,但在“方便”的前提下,这条禁令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形同虚设,熟悉戒律,甚至以律学见长的居士,历代都有。士大夫们对戒律的钻研,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见解,也是中国戒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居士律学的发展,说明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内部的戒律必然会跟其外部社会的各种约束规范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促使着对方的演变。     

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戒律即是佛教规定的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佛教戒律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演变发展,同时影响中国古代法制.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戒律观念对法制的渗透;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佛教戒律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三个方面.其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和时代的特点.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佛教修行论中的戒律实践和身心和谐

聂聃,胡晓青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撰文认为,“修善持戒”是中国佛教修行论的主要观点,也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方式。佛教修行认为宗教伦理的实践,主要以修持戒律来达到善的要求。立足于道德伦理实践的佛教认为成佛依靠修持,而修持先受戒,由戒生定,依定发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等思想体现了佛教戒律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佛教的内在品质。     

汉译佛教戒律中的印度古代婚姻风俗

佛教戒律中广泛涉及了当时印度的婚丧嫁娶民间信仰等诸多内容,而在三藏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律藏,对研究印度古代社会史及文化人类学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中未能表现出对律藏文本的足够重视.因此,更加值得深入地考察.     

汉传佛教圈的信仰特征及其衍生规律

汉传佛教圈包括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的佛教.但就汉传佛教自身的演变规律而言,在中国大陆乃至中国台湾、越南、韩国是朝着神圣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日本海岛却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夹杂着不利于构建和谐东北亚的政治因素,当前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形成,要吸取世俗化了的日本佛教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教训,回归神圣化的信仰层面,维护东北亚和平.     

云南契丹后裔的佛教

云南契丹后裔的佛教是继承辽国时的佛教与云南佛教相结合,而发展成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宗教,既有自己的宗教观,又有完整的宗教机构     

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

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者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李贽等人因前往云南为官而在当地传播推广阳明学。现有资料表明,罗汝芳、李贽二人与云南佛教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他们与当地僧人的酬唱应对、刻经作序、建庙请经等活动,构成了阳明学和云南佛教史上的重要内容。研究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藏传佛教的发展

中华民国时期,时局纷乱,内忧外患,藏区佛教僧人纷纷进入内地弘法传教,并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主动参与内地太虚等发起的"人间佛教"运动,使得藏传佛教这一时期在内地得以传播。在此背景下,当时云南的藏传佛教亦高僧辈出,以爱国爱教的弘法主线向内地传播,云南藏传佛教在民国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略论云南宗教文化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行业结构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特色不断凸显,云南地区宗教多教并存,资源丰富,产业初具规模,发展宗教文化产业优势明显。云南地区宗教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明确现状,反思不足,寻求策略。     

论云南宗教文化的旅游开发

云南宗教形态纷繁复杂、类型齐全，内容极为丰富，是发展宗教化旅游的理想地区。近年来，云南已建成一批以宗教化为中心内容的旅游景点，但开发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只要在贯彻国家宗教政策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云南丰厚的宗教化资源，开发多种形式的旅游产品，宗教化旅游一定能在云南旅游业中大放异彩。     

清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

清朝借鉴并继承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立法调整的经验,对有关喇嘛封赏、私自出家建寺、寺庙及僧人数量、喇嘛游方等进行立法规制;以立法明确了藏传佛教宗教首领的政治权力;制定并完善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强化了统一国家主权、保持了藏区社会稳定、促进了藏区经济相对发展,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国家如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和藏传佛教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贵州邪教与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的相似性

贵州佛道儒巫虽有其自身的特性,但相互间并非完全对立和排斥,其包容性形成了佛道儒巫混杂的宗教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与邪教在信仰目标、教主崇拜、修炼方式、有经典和教义作为组织的依托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使贵州佛道儒巫混杂的宗教文化有可能为邪教的产生和存在提供温床。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佛教兴盛,大理白族地区的汉地佛教寺院经济、中甸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派的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类型、具有显著民族宗派特色的佛教寺院经济。直到今天,它还广泛、深刻地影响到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信徒的经济文化生活。     

新加坡汉传佛教文物辩证——以碑铭与匾额为中心

新加坡有33．3％的总人口是佛教徒,居全国宗教徒之榜首。在以华族为主体的佛教徒中,又以来自闽南的高僧和居士为核心,更显示了闽南佛教文化在新加坡的重要影响。通过回顾学者和教内人士分析汉传佛教传人新加坡之起源,以及近年来走访全岛各地800多座城乡庙宇所搜集到的石碑、匾额等历史文献资料,辩证和分析新加坡汉传佛教之起源以及刘金榜居士创建汉传佛教第一丛林之社会因素。     

乾隆帝与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中的第一菩萨,主智慧,地位极高。西藏称呼中原皇帝即为“文殊大皇帝”。清初诸帝对藏传佛教实行既推崇又限制的策略,至乾隆朝,乾隆帝被视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原与蒙藏地区的民族关系。     

泉州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泉州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直接结果,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大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泉州国际大港的地位。当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趋于衰落,泉州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就陷于低谷或走向衰落。但多元的宗教精神及信仰的某些形式依然长期影响着泉州社会,其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成为泉州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discourse in the mono-cultural school: the case of Poland

The article forms an analysis of the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discourse in Polish public school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culturally specific, Polish understanding of the notion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e introductory part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s present in anti-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e following part outlines the Polish system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Studies on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in Poland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Important context is supplied by a presentation of two recent cases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in Polish public schools, and the actions undertaken by the 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 Authors of the article point out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perception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e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seemingly homogenous environment of the Polish school and of the discriminative discourse used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debat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esence of religion as a subject in Polish schools remains a cause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atheist citizens, a conflict in which concepts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nd religious freedom are used as arguments by both si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