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增收的机制

为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及对贫困社员的增收作用机制,构建了能力视角下的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减贫的内在机理与理论框架,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以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3个社员能力维度,检验其在合作社中贫困农户的参与行为和减贫增收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贫困社员收益的提高程度不仅取决于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资本参与和农业生产经营等业务参与行为,更取决于社员个人能力的提高程度;2)在贫困社员三个维度的能力中,技术应用能力的提高对其收益提高的影响程度最大;3)为了促进社员稳定可持续减贫与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在鼓励贫困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同时,更应注重提升社员的各维度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和激励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是,在我国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农户"被参与"合作社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构建农户参与行为"自选择"和"被参与"的理论框架,利用在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18个乡镇获得的合作社相关数据,运用GLM模型,在合作社层面分析合作社官方发起和功能对农户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功能较弱的合作社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社参与率达53.5%,明显高于民间背景合作社(18.6%),而在功能较强的合作社中两者参与率没有明显差异;在民间背景合作社中,功能强的合作社参与率比功能弱的合作社高出15.8%,参与率与组织自身功能完善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官方背景合作社的参与率与其功能几乎没有关系,功能较弱的合作社参与率反而略高。研究表明,在目前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虚假参与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具有官方背景且功能较差的那类"空壳"合作社之中。因此,我国合作社数量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虚假参与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应开始着手提高合作社准入门槛、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力度,并适时调整合作社扶持思路。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上升19.4%;若不接受雇佣的农户被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6.1%。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为-0.096,表明如果农户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9.6%。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对于那些学历水平较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户而言,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据此,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视角提出激励农业经营组织增加雇佣机会、强化农户农业技能培训、改善利益联结方式等增强农户反贫困能力的对策建议。     

基于Probit模型的干旱地区智慧水利建设与农村多元主体参与意愿实证分析

【目的】 研究干旱地区智慧水利建设中的多元社会主体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采用问卷与实地调查收集数据,将管理部门、农村社区、农民用水组织、个体农户四大农村社会多元主体整理分类,运用Probit非线性概率模型,对干旱地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水利智能化、智慧化管理与建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在合理辨别多元主体类别的前提下,共回收462份有效问卷,智慧水利建设支持及参与者共299人,比例达64.72%。四类不同多元主体参与比例也均超过了60%,其中农村社区参与的占比最大,达到68.33%,管理部门愿意参与比例仅为61.06%,个体农户与农民用水组织占比相当,分别为64.39%与64.95%。【结论】 文化程度、社会资本积累、社会权威认可度、社区经济情况、网络信息平台对管理部门智慧水利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社会资本积累、项目熟悉度、社区紧密度、信息共享程度对农村社区智慧水利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年龄、社会资本积累、社会权威认可度、社区紧密度、信息共享程度对农民用水组织智慧水利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项目熟悉度、社区紧密度、信息共享程度对个体农户智慧水利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户参与电商经营对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农户倾向于采用电商模式进行销售,促进了农户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本文基于CRR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农户参与电商对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参与电商帮助其家庭收入实现42.4%～46.8%的增加;不同地区的农户参与电商经营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针对培育和壮大农村电商市场主体,为政府政策制定与农户参与电商实践方面提供可行的建议。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分别为17.4%和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 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四川省秦巴山贫困片区320 名农户的调查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能促进农户脱贫增收。通过对四川省秦巴山贫困片区5市11个样本县的320名农户进行实地调研,根据贫困地区独有特征,构建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不高,是否有非农或村干部经历、家庭务农人数、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对合作社盈利能力、发展前景认知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对非贫困户来说,参与意愿更不强烈。此外,地区之间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以上研究,在如何引导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以及促进贫困地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民用水协会是提高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效率的重要组织形式,而目前实践表现为农户参与积极性较低。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采用分层模型,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核心变量,分析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不高,仅有51.98%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村庄层和农户层因素均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重要原因。村庄层因素中,村庄类型、机井总数、渠道是否存在维修养护问题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层因素中,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表明,在人际关系为重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激发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应着重培育各维度社会资本,以改善农业用水管理水平。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参与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如何提升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

推行生态耕种对保护耕地质量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处理poisson模型,探究参与技术培训对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的影响效应及路径。结果表明：1）参与技术培训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相比未参与培训,参与培训的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技术数量上升1.124倍,参与培训的农户若不参与培训,其采纳生态耕种技术数量将会下降24.9%。2）农户技术培训参与率正向促进其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农户技术培训参与率每增加一单位,其生态耕种技术采纳数量将提高1.445倍。3）参与技术培训通过生态认知和技术认知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因此,政府应加大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的供给,丰富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借助农业合作社搭建生态知识、生态技术信息交流平台,以提高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强度。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社会养老保险对连片特困区农户的减贫效应分析——以湖北省恩施州1312个农户为例

利用湖北武陵山区131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老年人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收入显著降低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发生的概率,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增强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的经济保障能力。     

浅谈天水市秦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1秦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秦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克服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组织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推进产业化进程,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自律性民办经济组织。截至目前,秦州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共有117个,成员1.90万人,带动5.73万农户参与农业生产,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分析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利用18个省市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整体情况,探讨在区分不同类型村庄公共产品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愿意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的农户比例依次为70.4%、65.5%和64.9%,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不同地区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农户参与意愿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性别、是否为村干部和心理认知程度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特征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影响农户选择参与哪一种类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要重视政策引导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参与供给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建设农户不同维度社会资本,根据村庄发展程度与实际发展需求,合理安排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次序。     

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融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使得单个农户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抗风险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得到了增强,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般理论和相关融资理论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渠道的制约因素,并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固定资产规模、内部融资机制和社员的合作意识与内部融资资金可获得性显著正相关。     

哈尔滨市香坊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要实现治理有效,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首创精神,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并促进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建设中。以哈尔滨市香坊区2乡10村17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根据文献资料和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了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评价指标16个,运用SPSS构建二元Logit模型探究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政治面貌、是否参加了农业合作组织、当地政府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负向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其他指标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其中,年龄在5%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文化程度、了解所在村庄事务的主要渠道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是否认可村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村委会干部认可程度在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是否应该全民参与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