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物的价值与人的责任：王阳明“万物一体”理论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哲学界、伦理学界还是宗教学界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发掘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来回应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如此,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进一步揭示出人和自然息息相关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在孔子＂践仁知天＂和孟子＂万物皆备＂的理论中,这一思想还被后人发扬光大。到宋明理学时期,程颢认为＂天人本一,不必说合＂,从而正式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王阳明对程颢的万物一体思想有所继承。然而,他不但将＂万物一体＂的理论纳入到仁的范围里来论述,而且把仁的实践范围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和万物的关系,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论儒家“万物一体”的生态观——重读《大学问》

从生态的视角来看,儒学对于当今世界所能贡献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生态学而论,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应当被界定为一种基于“天人合一”的“一体现”.这种儒家的“一体”生态观实际上是王阳明《大学问》所蕴涵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迄今在儒学生态思想的讨论中,对这部儒学经典的意涵和重要性却措意不够.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问》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揭示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生态观.依笔者之见,生生不息的一体关系不仅建立在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在于作为共同创造者的人类与整个宇宙以及无限之间.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以《天主实义》为例论利玛窦的宇宙自然观及其当代处境

中国的万物一体思想渊源已久。从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到程颢的"天人本一,何必说合",正式确立了万物一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合法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一的"万物一体理论",却遭到了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批驳。在当前的生态危机面前,万物一体理论是中国哲学可以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利玛窦代表的天主教思想却对此予以否认。从这位传教士的辩驳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当初的天主教所接受的自然观,以及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区别,又可以反思,在当代环境下,两种文明间是否存在新的交流与沟通的可能性。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人关系”辨析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所讨论的三大问题之一、本文着重从神话的故事内容来分 析原始人对天和人以及天人关系的解释,说明神话故事中所追求的天人关系是一种和谐同一的关 系,它建立在“天人同构”的观念和“亲族关系的预设”基础上,而神话在“天人关系”上的理想与情 感的矛盾今天依然存在。     

人与自然:“中心论”还是“主体论”?

本文通过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原因的揭示,分析和批评了两者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佯谬。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主体主义”的新观点。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万物一体论”与魏晋南朝儒、释、道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基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内容——儒、释、道,在思想上大致认同与初步融合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探讨,学术界著述如林,不乏卓识。本文再拟此题,以抒拙见,以求教于正道。懦、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对抗,互相论难、排抑。尤其是儒家学说自汉代居于 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以来,常以“正道”来排抑老 庄和释迦学说,降及宋、明,这种斗争仍在继续。但是,不管儒学怎样抗拒,作为本土文化的异端——道家（后发展成为道教）,以及异域文化——佛教,毕竟融入…     

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与自然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二者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最终相互生成。当我们讨论生态问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讨论的是社会属性的人与被人类活动打上了社会关系烙印的第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认为的"自然是人的一部分"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外在"主奴式"包含关系。脱离人与自然的内在生成联系以及人与人的现实整体社会关系,孤立而空洞地争论"人的主体优先"和"自然价值至上"的人与自然问题,将永远无法找到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正确出路。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内在价值”观的质疑与辨析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问题 ,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从所谓自然万物都有其平等的存在权利的观点出发 ,认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应从过去的纯粹“经济的视角”转变为“伦理的视角” ,尊重并承认自然界的多方面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但承认自然具有价值 ;同时认为 ,价值是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 ,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价值主体。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然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价值以新的涵义 :自然不再是处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物质运动形式 ,它还是人类生存于其中且永远不能离开的客观环境 ;自然物不再只是人类物质活动的材料对象 ,它还是人类周围有机环境的组成部分。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