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达玛与中国的数学交往

阿达玛与中国的数学交往分成两个阶段：1936年在清华大学和离华以后。在清华大学,他介绍华罗庚与维诺格拉多夫直接通信,并把偏微分方程初步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离华之后,他编写的几何教科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他直接指导吴新谋,为中国撰写偏微分著作,进一步推动中国偏微分方程研究的发展。此外,他对数学方法论的研究在中国也受到重视。阿达玛对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绵长。     

中日数学哲学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中日数学哲学之共同点在于双方都十分重视马克思，因格斯有关著作与数学思想方法的研究，而异同点主要表现为：经典著作认识上的哲学价值观与科学史观，研究成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开展活动上的计划性与灵活多样性，如果双方能互为借鉴，取长补短，则各自必有更大发展。     

17、18世纪西方测量术传人中日两国的历史思考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方测量学开始传入中日两国,通过对当时两国的测量学典籍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中日两国引入西方测量学内容上的不同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探究引起这些不同特点的社会原因,并从中窥视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日两国发展不同结果的前奏。     

晚清中算家的数学观

晚清是中西数学深入对话的关键时期,对当时中算家数学观的考察可以加深对晚清数学发展的理解。通过研读晚清的数学著作,梳理了此时中算家对数学重要性,数学的理、法、用,数学最精之诣以及古今、中西数学关系的看法,并总结出了晚清中算家数学观的特点,即在统一的基调上又存在着差异。     

20世纪50年代中苏数学交流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 5 0年代是苏联数学发展的强盛时期 ,也是中国全面开展向苏联学习的时期。从中国数学发展的角度看 ,中苏数学交流对于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数学研究基础和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中国和国际数学发展的背景出发 ,对一些原始档案材料和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 ,指出 2 0世纪 5 0年代中苏数学交流的方式、内容和结果。这一时期数学交流在中国表现的主要特点即学习苏联对数学研究进行整体规划 ,有计划地重点发展数学应用和应用数学 ,继续发展我国在国际数学界的强项专业以及重视数学史研究。并进一步探讨苏联数学在 2 0世纪 5 0年代对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影响。     

清末译自日文的物理学书籍考

我国的物理学教育建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为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收集和介绍了61种清末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和著作的基本情况,并简要分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海上丝路与中国天文历法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

经过海上丝路有大量汉文科学典籍传入日本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天文历法知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中通过史料调查和实证考察,探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天文知识传日背景;研究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日本留学生(僧)把中国天文知识传至日本的详情,尤其考察了唐历《宣明历》在日本使用八百多年之久的缘由;继而分析了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持续传日,并对其传统学术建构产生的深远影响。结论认为研究中日传统天文历法的关联性,不仅有助于认识海上丝路文明对日本传统科技的影响,对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7、18世纪西方测量术传入中日两国的历史思考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方测量学开始传入中日两国,通过对当时两国的测量学典籍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中日两国引入西方测量学内容上的不同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探究引起这些不同特点的社会原因,并从中窥视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日两国发展不同结果的前奏.     

为什么计算没日与灭日?

根据朱载堉<律历融通>中的有关史料,证实了中国古代历法中推算没日与灭日的目的是与置闰法有关的.实际上,安插没日与灭日的规则,与置闰的规则是类似的;而没日数与灭日数之和的30倍,正好就是闰月数.这些都与印度历法中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     

邹伯奇关于日影观测“椭圆影心非日心”的数学解读

元代郭守敬用装有景符的四丈高表测量日影,改测表端投影为测横梁投影,将“仅如米许”的太阳像中心视为日面中心。《崇祯历书》认为太阳透过小孔斜射到密室地面的投影是椭圆,此后天文学家都认为椭圆光影之中心即太阳中心的投影。1844年前后,邹伯奇发现“椭圆影心非日心”,并从数学上予以解读,其说因未刊行而迄今少为人知。邹伯奇这一成果,是郭守敬圭表测影理论的完善,为日影测量之误差分析等提供了新判据,对圭表测影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寻觅自然与人的和谐”

本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根据分析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丰富了自己的特质.而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人与人的伦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深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赖欣巴哈对传统知识观的批判研究

赖欣巴哈认为传统哲学在三个方面干扰着对知识的分析。一是普遍性的寻求:知识起源于概括,传统哲学寻求知识的普遍性,但当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的概括时,就用想象、朴素类比法来满足知识普遍性的寻求。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为知识是确定的、必然的,唯理论者把确定性表述为"具有数学的可靠性",即知识或经验科学应该具有数学那样的确定性和可靠性;经验论者用观察的可靠性来代替数学的可靠性,而要求关于未来的语句必定具有关于过去的语句所具有的那一种可靠性。三是道德指导的寻求:追寻认识方面的确定性是由于它能提供找到道德方面的确定性的手段,认识论的探索只是手段,建立道德伦理才是目的,而目的高于手段。     

生态高值农业的概念及其国内发展趋势

农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其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农村新农业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成为时代主流,走上“充分应用现代化及未来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等武装起来的生态高值农业道路”,从而与工业并驾齐驱。文章介绍生态高值农业的概念与其今后的发展趋势,旨在引起人们对生态高值农业的关注,为加快现代化农业建设提供动力。     

“花柳病”概念探源补遗

当今我国学者普遍将花柳病等同于性病,认为花柳病是性病在旧社会的称谓或者是一种民间称法。本文通过对花柳病概念进行溯源,认为这种看法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花柳一词作为对妓女等的雅称始于唐代,但是作为一种疾病的名称则始于日本,自19世纪中后期被引入中国之后,它又经历了近代医学的洗礼和改造,成为了一个充满本土感的近代词汇。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对中国近代数学落后原因的分析

中国数学在古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近代却落后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1）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数学去解决了,因此就不能再推动数学前进了。（2）中国古代数学的主要动力天文学,到了近代基本上耗竭了。（3）中国数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变得极其微弱。这三个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近代数学的落后。     

论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受到了中国逻辑尤其是墨家逻辑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推理方法体系--以"以类合类"为方法论基础,以"类"和"分类"为推理的核心成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范式.这一方法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中国传统数学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中国逻辑不是阻碍中国传统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传统数学自身逻辑思路也不是制约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原因.     

再谈"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率''''"--与蒋谦、李思孟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成绩,但中国古代数学与黄金分割无内在联系,蒋文[1]搞混了黄金分割的本质,把"河图"、"洛书"、"贾宪三角形"、"五运六气"等与没有逻辑关系的黄金分割率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黄金分割率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早已有之,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误断.     

中国数学史研究状况与趋势——基于2001—2010年数学史文献的计量分析

通过对2001—2010年数学史主流期刊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呈现出我国数学史研究在主题和内容、研究队伍及其区域分布、基金资助三个方面的情况,以揭示我国数学史研究的趋势和特征。